“真是没有想到会这样，”我们坐上马车后，我的朋友说，“我在想，这个不幸的老家伙是自然死亡还是自杀？如果是自杀，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失职而感到愧疚呢？这个问题以后再讨论。现在我们先去卡多甘·韦斯特家。”
郊外的一所精巧的房子里住着遇害者的母亲。这位老太太因悲伤过度导致神志有些恍惚，这对我们的调查没有帮助。但她身旁有一位皮肤白皙的年轻女士，她自称是死者的未婚妻维奥蕾特·韦斯特伯莉小姐，就是那天晚上最后一个见到死者的人。
“我难以理解那天晚上的事情，福尔摩斯先生，”她说，“自从悲剧发生后，我就没有合过眼，我没日没夜地琢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阿瑟是世界上最单纯、最仗义、最爱国的人。要他出卖交付给他保管的国家机密，那他宁愿把自己的右手砍断。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这件事很荒诞，简直不可能，太反常了。”
“但事实是什么呢，韦斯特伯莉小姐？”
“是的，我承认我无法解释。”
“他缺钱吗？”
“不，他的需求很简单，他的工资又很高，他已经存有几百英镑。我们计划在新年结婚的。”
“有没有察觉他受过什么精神刺激的迹象？哦，韦斯特伯莉小姐，跟我们说明一切吧。”
我的同伴的敏锐眼睛察觉出她脸色的异样。她的脸色变了，迟疑了一下。
“是的，”她终于说了，“我感觉到他心里有事。”
“什么时候发现的？”
“就是这周前后。他心事重重、焦躁不安。有一次我追问他，他承认有心事，和工作有关。‘这件事很严重，我不能说，即使对你，我也不能说。’他说。别的我没有问出什么。”
福尔摩斯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继续说，韦斯特伯莉小姐。即使你接下来说的可能对他不利，但也请说下去。我们也不清楚事情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事实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有一两次，他好像想告诉我些什么。有一天晚上，他反复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我记得他说外国间谍出价肯定会很高。”
我朋友的脸更阴沉了。
“还有其他的吗？”
“他说我们的管理很松懈，叛国者可以轻而易举拿到设计图。”
“这些是他最近才说的吗？”
“是的，最近说的。”
“现在说一下最后见到他的那个晚上吧。”
“我们要到剧院去。雾太大，马车都坐不了。我们走路去，走到办公室附近时，他突然消失在雾中。”
“他当时没说什么吗？”
“他叫了一声，就是这些。我一直等着他，但没有等到他。后来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办公室开门之后，他们就来询问。十二点左右我就听到了噩耗。啊，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是能挽回他的名声就好了！名声对他很重要。”
福尔摩斯沉重地摇摇头。
“走吧，华生，”他说，“到别的地方看看。我们接下来去设计图被偷走的办公室。”
“之前的情况对这个年轻人就已经很不利了，我们现在调查得到的情况对他更不利了。”马车开动的时候，他说，“即将到来的婚事让他起了邪念。他肯定需要钱。他有了这个念头后，他把他的打算告诉她，差一点让她也成了叛国的同谋，这简直太糟糕了。”
“但是，福尔摩斯，他的未婚妻说他对祖国忠心耿耿呢。而且，为什么他要把未婚妻一个人丢在街上，自己跑去作案？”
“说得没错！这样说是有些牵强，不过，他们遇到的情况很难对付。”
高级办事员悉得尼·约翰逊先生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看到我的同伴的名片，他的态度十分恭敬。眼前的这位中年人身材消瘦，脸上有斑点，神情有些憔悴。由于紧张，他的双手不停地抽搐着。
“情况坏透了，福尔摩斯先生，真的是坏透了！主管死了，你听说了吗？”
“我们刚从他家离开。”
“这里乱极了。主管死了，卡多甘·韦斯特死了，设计图被偷走了。可是，周一晚上我们关门时，我们的办公室的效率和政府部门的任何一个办公室一样。老天！太可怕了。谁能想到韦斯特竟会做出这种事！”
“这样说来，你肯定他是有罪的咯？”
“我觉得没有别的方法能帮他洗脱罪名。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周一办公室几点关门？”
“五点。”
“你关的门？”
“通常都是我最后一个离开。”
“设计图放在什么地方？”
“保险柜里，是我亲手放的。”
“这间屋子有人看守吗？”
“有。不过他还负责看守另外几个部门。这个人是个忠厚老实的老兵。那晚雾很大，他没有发现什么。”
“没准卡多甘·韦斯特是想下班后偷偷溜进来，要想拿到设计图，他必须要拿到三把钥匙，对吗？”
“对，需要三把。一把是外屋的，一把是办公室的，一把是保险柜的。”
“钥匙只有詹姆斯·瓦尔特爵士和你有吗？”
“我只有保险柜的钥匙，门的钥匙我没有。”
“詹姆斯爵士是一个工作井井有条的人吗？”
“是的，我觉得是。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三把钥匙他挂在同一个小环上。我常常看见钥匙挂在小环上。”
“他是带着这个小环去伦敦的吗？”
“他是这样说的。”
“你的钥匙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吗？”
“没有。”
“如果设计图是韦斯特偷的，他应当有一把仿造的钥匙，可是我们在他身上并没有找到。再者，如果这间办公室有一个职员想要偷偷卖掉设计图，那么，比起拿走设计图，复制设计图不是更简单吗？”
“准确地复制设计图，要有相当高的技术知识才行。”
“不过，我想无论是你还是詹姆斯爵士，或者是韦斯特，你们都有这种技术知识吧？”
“当然，我们都懂得这个技术知识。但是，福尔摩斯先生，请不要把我扯到这件事上。实际上，已经在韦斯特身上发现了设计图原件，我们这样胡乱猜测有什么用处呢？”
“嗯，他大可以复制设计图，这样他照样能够达到目的，而且安全得多，但他却偏偏要冒险去偷设计图，真让人难以理解。”
“是难以理解，但毫无疑问，他确确实实这样做了。”
“每一步调查，案情总是有些难以解释的地方。现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有三份最重要的设计图还没有找到。”
“是这样，没错。”
“是不是只要掌握了这三份设计图，即使不需要另外七份设计图也可以建造一艘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能否这样理解你的意思？”
“我已经向海军部报告了这点。但我今天又翻看了一遍图纸。是不是这样，我也不能肯定。双阀门自动调节孔的图样他们没有拿走，他们造不出这种船来，除非他们发明出来。当然，他们很有可能快速地破解这个难题。”
“被拿走的那三份设计图是不是最重要的？”
“当然。”
“我本来想问的问题，现在一个也想不起来了，我想在这个屋子里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允许的话。”
保险柜的锁、房门，他都检查了一遍，最后还检查了窗户上的铁制百叶窗。我们走到屋外的草地时，他对这片草地起了浓厚兴趣。窗外的一丛月桂树上，有几根树枝像被攀折过。他用放大镜仔细查看了树枝，接着又查看了树下地面上的几个模糊的痕迹。最后，他请约翰逊先生关上铁制百叶窗。他指着窗叫我看，百叶窗正中间关不严实，从窗外可以看清楚室内情况。
“耽误了三天，这些痕迹已经被破坏了。这些痕迹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也可能什么也说明不了。好了，华生，我想乌尔威奇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这么多了。我们收获不多，看看是不是能在伦敦做得更好些。”
然而，在离开乌尔威奇车站前，我们又有一些收获。售票员十分肯定地说，他看见过卡多甘·韦斯特，他记得他，就在周一晚上，他坐的是八点一刻开往伦敦桥的那趟车去伦敦的。他一个人，买了一张三等单程车票。他当时慌张的神色让售票员觉得很奇怪。他双手抖得很厉害，找给他的钱他都拿不稳，还是售票员帮他拿的。从时间上推算，韦斯特在晚上七点半左右离开他的未婚妻后，八点一刻的这趟车是他可以乘坐的最早的一趟车。
“我们重新回想一下，华生，”在沉默了半小时之后，福尔摩斯说，“我想不起在我们两人一起侦查的案件中，还有哪一件比这件更棘手的。每往前前进一步，就有新的障碍出现。不过，我们显然已经取得了令人高兴的进展。
“我们在乌尔威奇调查的情况，大都是对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不利的。但窗子下的痕迹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假设。比如，我们假设他跟某一外国间谍联系过。对这件事可能有过约定，不许他说出去，但他对他未婚妻说过的话表明他的思想还是动摇了。很好，我们假设，当他和他的未婚妻去剧院的时候，他在雾中突然发现那个间谍向办公室的方向走去。他性格急躁，马上下了决定，为了尽责，他什么都不顾了。他跟着那个间谍来到办公室的窗前，看到有人偷设计图，就立刻上前阻止。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可以复制设计图的情况下，设计图却是被偷走了。这个外人偷走了设计图，到这里为止，一切都还是说得通的。”
“接下来呢？”
“现在我们遇到难题了。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应该在去抓住那个盗贼的同时，报告警方。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盗贼会不会是一名上级官员？那样的话就可以解释韦斯特的举动了。是不是韦斯特在浓雾中跟丢了这个主管人，所以韦斯特立刻去伦敦，赶到主管人住的地方去阻止他。假设韦斯特知道这个主管人的住址，情况肯定很紧急，所以他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把他的未婚妻一个人扔在雾里。线索到这里就断了。假定的情况和放置在地铁火车顶上、口袋里放着七份设计图的韦斯特的尸体，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直觉告诉我，应该从事情的另一端入手。如果迈克罗夫特给了我们名单，这样双管齐下，我们也许就能找出线索。”
果然，贝克街有一封政府通信员加急送来的信件。福尔摩斯看了一眼，然后把它递给我。
无名小卒很多，能做这类案件的人不多。值得一提的只有阿道尔夫·梅耶，住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13号；路易斯·拉罗塞，住诺丁希尔，坎普敦大厦；雨果·奥伯斯坦，住肯辛顿，考菲尔德花园13号。据说，后者周一在城里，现已离去。很高兴你已经找到线索，内阁亟盼收到你最后的报告。最高当局的查询急件已到。如果需要，全国警察都会给你支持。
迈克罗夫特
“恐怕，”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王后的全部人马也没有帮助。”他摊开伦敦大地图，弯下腰急切地查找着。“好啦，好啦，”不一会儿，他高兴地喊道，“事情终于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倾斜了。哦，华生，我肯定我们最后肯定会成功的。”他突然高兴起来，拍拍我的肩膀。“我现在要出去一趟，不过只是去侦查一下。没有我忠实的伙伴兼传记作者的陪伴，我是不会去做冒险的事情的。你就先待在这吧。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再见面了。如果耽误了时间，你就拿纸和笔，记录我们是怎么样拯救国家的。”
他愉快的心情感染了我，因为我知道，他一般情况下情绪的变化不会这么大的，除非那确实有值得他高兴的理由。在十一月这个漫长的黄昏里我一直在等待，急迫地等待他回来。终于，晚上九点刚过的时候，信差送来一封信：
我在肯辛顿，格劳塞斯特路，哥尔多尼饭店用餐。请速来，并带铁锹、提灯、凿刀、手枪等物。
S.H.
带着这些东西穿过昏暗的、雾气笼罩的街道对于一个体面的公民来说，感觉真的很奇妙。我小心翼翼地把自己裹在大衣内，穿过这些街道，驱车赶往约好的地点。我的朋友正坐在这家豪华的意大利饭店的一张小圆桌旁。
“吃过饭了吗？跟我喝杯咖啡和柑橘酒，吸一支饭店老板的雪茄。这雪茄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毒。带工具来了吗？”
“在这里，我的大衣里面。”
“非常好。我把我做过的事还有我们即将要做的事跟你简单地说说。华生，现在你肯定已经清楚了，那个年轻人的尸体是被放在车顶上的。在我确定是有人从车顶上把尸体扔下去而不是年轻人从车厢摔出去这一点时，这已经很清楚了。”
“有没有可能是从桥上掉下去的？”
“我觉得不可能。如果你去观察一下车顶，你就会发现车顶略微有些突起，周围没有围栏，所以，可以推断有人把卡多甘·韦斯特的尸体放到了车顶。”
“尸体是怎么放上去的呢？”
“这就是我们要解答的问题。只有一种可能。地铁在西区某几处是没有隧道的，这点你知道。我模糊记得，有一次坐地铁，外面的窗口刚好就在我头顶上。假设有一列火车停在这种窗口下面，把一个人放在车顶上，应该没什么困难。”
“应该不大可能吧。”
“我们只能选择相信那句古老的格言了：当所有别的可能都被排除，剩下的就肯定是真的，不管它是多么的不可能。现在，别的一切可能都已经排除，我很高兴地发现那个刚刚离开伦敦的首要国际间谍就住在临近地铁的一间房子里，我的话让你感到有些惊讶？”
“啊，是这样的吗？”
“没错，是这样的。我的目标锁定住在考菲尔德花园13号的雨果·奥伯斯坦先生。我从格劳塞斯特路车站开始调查。站上的一位公务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在他的陪同下沿着铁轨前进，并且发现考菲尔德花园的后楼窗户是向着铁路开的，更重要的一点是，那里是主干线之一的交叉点，地铁列车经常要在那个地点有几分钟的停站时间。”
“福尔摩斯你真是太棒了！你做得没错！”
“华生，只能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离目标又近了一步，但离终点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考菲尔德花园前前后后我都已经查看过了，那个家伙已经跑了。这是一栋很大的宅子，屋子里面没有什么摆设，据我推断，他住在上面那一层的房间。只有一个名叫奥伯斯坦的随从和他住在一起，这个人可能是他的心腹。我们一定要记住，奥伯斯坦并没有逃走，而是到欧洲大陆上交赃物去了，因为没有人会以业余工作者的身份去搜他的家，所以他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被抓捕。但这恰恰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就不能要一张传票，照手续来办事吗？”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还不行。”
“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他的屋子里应该会有些信件吧，我想看一下。”
“我不喜欢这样做，福尔摩斯。”
“老兄，你在街上放风。这违法的事我来做，现在不是考虑这些小问题的时候。迈克罗夫特、海军部、内阁，还有那些在等待消息的尊贵人士，想想他们，我们必须去。”
作为回答，我站了起来。
“你说得没错，福尔摩斯。我们必须去。”
他也站起来握住我的手。
“我就知道你不会退缩的。”他说道。这一刻，我看见他的眼里有温和的目光。过了一阵子，他又恢复了往常严肃沉稳的神色。
“不着急，有近半英里路，让我们走着去。”他说，“千万别让工具掉出来，把你当做嫌疑犯抓起来，那就麻烦了。”
考菲尔德花园的这一排房子坐落在伦敦西区，有扁平的柱子和门廊，是维多利亚中期的建筑。隔壁小孩在联欢，暮色中传来孩子们快乐的欢呼声和钢琴声。周围的浓雾笼罩着我们。福尔摩斯点了手提灯，灯光照在那扇厚实的大门上。
“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他说，“门是锁上了，还上了闩。到地下室空地上去要相对容易些。那一头有一个拱道，以防有热心的警察闯进来。我们互相帮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