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春天，中国大地上到处阳光明媚，春意盎然。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旗帜照耀下，各行各业呈现喜人景象。石油工业战线也不例外。在历经1980年产油下滑的情况后，“包干1亿吨”的大承包措施，使全系统到1981年年底重新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油年产量回升到1亿吨以上。更令人鼓舞的是，对外合作的海洋石油勘探形势超过了预期的进度与效益。
这一年的2月15日，在中国第一街--北京长安街31号的一幢三层小楼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没有鞭炮与锣鼓齐鸣的揭牌仪式，没有前呼后拥的多方领导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剪彩典礼。然而，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一个副部级单位就这样悄然诞生了。当日，新华社用通报的形式向全世界作了报道，国外有媒体评说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战略举动”。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则认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好比中国开启国门后，驶出的第一艘面向世界的巨轮，它的意义不可估量。
这艘“巨轮”的船长，就是秦文彩。他在同一时间被中央任命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首任总经理。他的副手是：赵宗鼐（后任中组部副部长）、刘东明、尤德华、钟一鸣、赵声振。翌年，又有邹明、张英、史久光、舒志清4名德高望重的石油专家当了顾问。从石油工业部的副部长，到中海油的总经理，秦文彩连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升了还是降了，但开动中国海洋石油远航的巨轮，是这位老战士多年来的一个梦。尤其在改革开放几年来同国外公司的合作过程中，秦文彩一直在做这个梦，他无时无刻不在期待中国自己的海洋石油公司这艘巨轮能够造起来，能够扬帆远航……
现在终于看到了巨轮，自己也登上巨轮，握住了轮舵--挂牌的时候，秦文彩独自站在那儿凝视了许久，那一行竖写的九个字：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九”很吉利，竖看，这九个字像一张帆，一张鼓风习习的帆；横看，这九个字，像长长的起航了的载满原油的中国油轮；如果再微微合上眉睫看这九个字，它仿佛像海平面上耸立着的一座座探秘海底世界的钻井平台；如果再闭上双目想象这九个字，那它一定是经过中国石油人辛勤劳动所探得的一个又一个大油田……啊，这就是秦文彩多少年来梦里所期待的世界，那个令他神往而激动的缤纷世界！
与老工业部的办公条件相比，当时的“中海油”总公司好比一个可怜兮兮的皮包公司。“几十个人，一些从石油部里弄来的破椅子、旧桌子，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但我们的人个个兵强马壮，一个顶仨！”秦文彩曾经不止一次这样自豪地对中外记者说。
“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来之不易，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过程更来之不易，现在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旗舰，这旗舰的航程怎么走？走得怎样？要叮嘱的话有很多，但我要讲最重要的两句话……”康世恩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第一届领导班子组成后，语重心长地对秦文彩说：一是必须依法办事，合理不合法的不办，但要努力争取有法可依，做到有章可循，办事高效；二是干部队伍及广大石油人要在对外合作中发扬和提倡“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
“荷花精神”，是康世恩同志亲自为我们这支走向中国对外开放最前沿的海洋石油队伍所确定的指导方针。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遵循着这一建设方针，所以我们的队伍始终就没有在风浪中迷失过方向。三十年过去了，“中海油”的掌舵人，由钟一鸣、王彦、卫留成，到现在的傅成玉，他们沿着首任“老船长”的航线，乘风破浪，接力前进，从没偏离过方向。这是秦文彩最感欣慰的。
没有驾过船的人，是不可能体味乘风破浪时的那种惬意和心跳的。没有在大海上脚踩平台、令一节节钻杆飞旋于千米之深的海底的那种海上找油生涯的人，是无法感知破天拓荒的那种沸腾与激动的。
秦文彩和中国石油人都经历了，经历了从一个封闭社会迈向一个全方位开放与合作的新世界的全过程。这中间，有好奇，有阵痛，有欢乐，有眼泪，甚至还有愤怒与烦躁，孤独与寂寞，而这都是破除一个旧的体制、旧的思维与观念、旧的行为准则的必要过程。
这就是中国石油人的又一次破天荒。第一次破天荒，是他们在松辽平原上找到了大庆油田，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依赖和使用洋油的时代”。秦文彩他们的这一次破天荒，是用洋人的钱，为我富民强国服务。这是多么自豪和神气的破天荒！它显示的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与主权威力。
天荒，本是凝固的，空旷的，冰冷的，残酷的，甚至就是死亡的代名词。
但秦文彩等一批开拓者们举起的是锐器，那举起锐器的双手上是热血的沸腾与勇敢的胆识。在胆识与热血凝聚的力量下，破天荒的锐器，将一切凝固的、空旷的、冰冷的、残酷的甚至是死亡的世界，铸造成阳光普照、春意盎然、硕果累累、遍地芬芳、万物生机的生命世界……
呵，这就是破天荒的悲壮与豪气！它使凝固的世界，沸腾了起来；它使空旷的世界，丰富和多彩起来；它使冰冷的世界，阳光与温暖起来；它使残酷的世界变得多情与温柔；它使死亡的世界凸显生命与活力。
自古破天荒者皆是英雄与天才。200多年前的大洋彼岸是一盘散沙，是华盛顿和杰克逊等先知们缔造的一部《独立宣言》，使美利坚合众国从此结束分裂，有了一个可以称霸全球、惠泽千秋的政权体制。
也许太多的磨砺与周折，使秦文彩等一批海洋石油的对外开放领军人物深知一件事：中国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基本保证。这也是康世恩同志的嘱托之一。
有心的新闻记者会注意到一件事：就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悄然挂牌的第二天，《中国日报》和《经济日报》两大报纸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刊发了中国海洋石油第一轮国际招标的公告和1号、2号通知书。一个副部级单位，第一天挂牌，第二天就进入国际招标公示，这样的办事效率、办事作风，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的。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国际招标，在一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了几十年的封闭式的中国社会里，它的举动本身和招标的内容，都给中国以外的世界传递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信息，那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开始进入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营轨道，其行为方式都显示出一种成熟与理性。
而为实现这“成熟和理性”的过程，秦文彩和同事们真可谓呕心沥血，费尽心思。
早在1978年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刚刚起步，秦文彩在康世恩、张文彬及唐克等领导下，就着手组织尤德华、唐昌旭等专家开始起草《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条例》。尤德华和几位专家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们在原北京石油学院的南教学楼上，凭着一腔革命热情和对全新事业的追求与憧憬，用1000多个漫长而短暂的日日夜夜，通过对收集到的40多个国家的石油法规文件资料和120多种石油合同样本的汇总分析与梳理，最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条例》。秦文彩戏称这是“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变幻成普希金童话诗中的小金鱼的传奇”。
中国的《条例》因为针对的是同外国公司的合作关系，所以《条例》的产生，需要听取外国公司和专家们的意见。在利益关系和主权问题上，外国人坚持认为：如果合作双方发生利益上的法律之争，必须通过国际共同认定的法律机构进行仲裁。这听起来似乎很符合“兄弟俩打架，必须请老子或局外人做裁判”的游戏规则。“不行，我们是资源国，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事，无论是中方的还是外方的，或者是双方的事，都必须遵循唯一的法律，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国的海洋对外石油合作《条例》，就必须体现中国的主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设‘特区’。”秦文彩的这一原则意见，得到了康世恩的坚决支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退让！”康世恩斩钉截铁地说。
《条例》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同等优先”，即在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工作中，其项目的工程设计、工程建造、设备与材料采办、基地服务等领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中国的企业与供应商。这是又一种国家利益的保护，秦文彩顶住诸多外国公司和权势们的压力，毫不退让。连同他后来亲自制定的在海洋石油系统非常著名的“秦五条”（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展开工程项目中应尽的五条义务），都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尊严，大力推进对外开放步伐的得意之作。至此，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开始步入法治阶段，并与国际接轨。
1982年3月5日，秦文彩跟在康世恩后面，走向庄严的人民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