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卖国贼和假卖国贼的较量
秦文彩是“渤海二号”事故仅存的几个没有受到多大牵连的石油部领导之一。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忙于主持同几个国家的石油公司谈判而在各国间奔走。“渤海二号”出事几天后，他才从国外回来，所以后来在调查事故全过程中，他秦文彩属于少数的几个没有直接责任者之一。但他也同样没有逃脱当时来自方方面面冲向石油部的种种压力，也深切感受到了一阵比一阵严峻、刺骨的“高处不胜寒”……
首先是，一向能够从中央那里直接获得坚定支持的声音不太容易了。其次是下面的将士们出现了严重的动摇和怀疑，一些部门和单位甚至在对外合作工作时不再雷厉风行，而是等待和观望。
国务院对“渤海二号”事故作出决定后，石油部连部长一职都空缺在那里，临时由一位副部长主持工作。这年秋天，秦文彩从解放军总医院回来的路上，他心里堵得慌：他刚刚从康世恩的病房里出来，65岁的老部长在吃了处分没多长时间便突然倒下了，经医生检查，发现是膀胱癌。这在石油人心目中，仿佛又是一个“渤海二号”事件。
秦文彩的心在流泪。然而他无法停止和拉回已经驶出海岸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合作航船……与法国、日本和美国阿科等公司的合同已经签订，诸多国家的物探船队早已在南海、东海和渤海湾展开工作，如果因为中方的原因，这些合作受到影响和耽误，其产生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而且必须由中方承担。秦文彩感到自己如泰山压顶……
他到部里，想找老领导、与他并肩主持对外合作事务的副部长张文彬，结果人家告诉他：张副部长奉上级批示，到南方“休养”去了--在“渤海二号”事故的调查和处理过程中，好几个石油部领导不是被安排“休养”就是去“学习”。
秦文彩忧心忡忡地来到主持工作的副部长焦力人办公室，在汇报完出国的考察情况后，问：“下一步对外合作怎么办？搞，还是不搞？”
焦力人望望老伙计--他们都是从玉门油田过来的老石油人了，脸色颇难看地说：“不要着急嘛！”
“还不着急啊？”一向以稳健著称的秦文彩，这一回实在沉不住气了，“噌”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来回在屋里打转道，“我们可是与人家签了合同的呀！”
“我只问一句：对外合作，干，还是不干了？”秦文彩有些失态地“逼宫”道。
年长几岁的焦力人，也是位“老八路”出身，玉门油田的第一任管理局局长，是康世恩的老搭档，是比张文彬、秦文彩资格还要老的老石油人。受命于危难之时的焦力人看了看秦文彩，其实他内心十分理解，可作为特殊时期石油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他也只能这样回答秦文彩：“放慢一点吧。”
“这……”秦文彩想说什么，嗓子里却像堵了一团棉絮，他的脸立即涨得红红的。当他再想张口时，即被焦力人用手势制止了。焦力人问：“外国公司现在还来不来？”
秦文彩不想说话了，便摇摇头，转身要走。这时，焦力人忙补充道：“签订了合同的，就按合同执行，未签的放慢一点啊！”
这一年的夏天和秋天，以及冬天，秦文彩觉得异常难过，也不知是天气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反正秦文彩觉得自己所在的石油部六铺炕，这一年的夏天特别发闷，就是到了傍晚上南边的护城河纳凉也不见一丝儿风吹；到了秋天，没见什么树叶落地，就北风刮个呼呼的，贼冷……“其实是石油部上上下下的心都是凉的。以前抢着上船的人现在巴不得离海洋远远的，一听对外合作的事，谁都想躲。总之一句话，大家对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热情降到了冰点。”今天的秦文彩回忆起那段往事，仍然浓眉紧锁。
其实，就在国务院正式作出对“渤海二号”事件的处理意见的同时，石油部紧接着面临的一场更大考验已经逼近他们--这就是后来引发的不得不由邓小平亲自出面过问、中央组织的由24个部委和众多新闻媒体参与的秦文彩领衔上百名石油专家和从事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工作的一群“卖国贼”，同把他们推上“审判台”的“爱国者”们面对面交锋的“3·23大论战”，它的官方名称是“渤海论证会”。
一心一意为国家石油事业想杀出一条对外合作的血路的秦文彩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呕心沥血、赤胆忠心地干了几年对外合作工作，竟然一夜之间突然被骂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行为”，这种骂声延续到后来渐渐演变成对整个石油部的工作及中国对外开放问题的全面质疑……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石油部上空黑云阵阵，弄得秦文彩手下的那些正在跟外国人谈判的外事人员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不敢昂首走路。
“石油部臭！”
“石油部出了一批吸血鬼！”
“石油部的人不把人民的血汗钱当回事！”
“石油部里有卖国贼……”
这样的骂声，秦文彩和石油部的人经常能在街头和公共汽车站台上听到。那时“小道消息”不比现在的手机短信传播慢，一个根本没影的事儿，用不了半天、一宿便传遍了京城，也很快传到了京城外的天南海北。
笔者也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对那段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的种种情况大致了解。对石油部的公开指责和私底下民间的谩骂，都是因“渤海二号”事件诱发的。但关于对外开放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争议和交锋，其实是当时中国两种观念、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的一种表现。它不仅仅是人民内部观念与思潮的交锋，中间也掺杂着“四人帮”的残余势力的恶意攻击及“两个凡是”的阴影。秦文彩他们面临的这场斗争，首先是来势凶猛，其次是铺天盖地，再次是里应外合，大有彻底扼杀邓小平和党中央制定的对外开放决策之势。
好人和坏人，全都在这场交锋中暴露了自己的真相，小丑和英雄各显着自己本色，一批不明真相和自以为是的“正义捍卫者”也跟着凑热闹，欲在其中捞一把政治资本。然而真金不怕火炼，真卖国贼与假卖国贼在这次交锋中都是最精彩的表演者。
导火线是美国纽约的一份中文报纸--《华侨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署名“魏宗国”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1月25日，距“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公布一个来月，距秦文彩他们与日本、法国和美国石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半年时间。
“魏宗国”--（“卫中国”的谐音），其文章一上来就充满着火药味，他出于对“卖国主义者的强烈义愤”，对石油部主持签订的中日两国之间石油合作合同进行了“剖析”，认为：“中日合作勘探开发渤海石油的协议中，中方和日方的报酬比例为1∶135；而国外的合同资源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分成比例一般是4∶1。”显然，这么大的反差，说明了中国石油部和一些官员在与长期敌对中国的日本人“做着不可见人的勾当”。文章还以“事实”说明：“合同签订不到几十天，日本人已将其投资的7亿美元。连本带利赚回来了！”“魏宗国”据此预言，中国与日本的合作，将使中国在“15年的合同期内，损失1000亿美元”。
这还了得！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之低，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多少？1000亿美元的概念，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石油部的人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是想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小日本啊？”中国人有“窝里斗”的毛病，现在一听说有人要出卖国家利益，于是便有人立即呼应起来。这时候，中科院情报所有一位女士，借着自己的工作便利，当她读到“魏宗国”的文章后，出于“爱国主义”的强烈责任感，大有拍案而起的勇气，立即将自己的一腔“爱国热血”，倾洒在笔端--她以万字檄文，向中央领导反映石油部的“卖国主义行径”和“铁的事实”。信发出的时候，还附了《华侨日报》“魏宗国”的那篇文章。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凡是”还要不要？改革开放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等一系列问题，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尽管十分嘈杂，但它对刚刚从封闭和饱受政治压制环境下解放出来的各界中国人士，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做生意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经济形式？等等，所有这些既是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同时又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实际问题。人们需要对它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当时各种正确的东西也因为它处在初级阶段，也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相反，那些错误的甚至是反动和阻碍四个现代化进程的东西反倒容易迷惑普通干部和人民群众。
对“魏宗国”和中科院那位女士的“爱国主义”行为，呼应的人很多，加上石油部“渤海二号”事件的出现，“卖国主义者”被无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秦文彩、张文彬，当然还有康世恩，他们都是被人背后谩骂为“卖国贼”的代表人物。整个石油部仿佛也都成了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俘虏”了的阵营。
中科院那位女士的那封信一路过关地走到中共最高层手里，最后到了邓小平办公桌的情况说明了一点--谁也不敢轻易放掉石油部那么大的一个“卖国集团”。
这回轮到邓小平沉思了：是啊，这一阵子社会上对于改革开放说三道四，讲什么的都有，其中在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问题上暴露出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争论，异常激烈。
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卖国主义？什么是真爱国主义，什么又是假爱国主义真卖国主义呢？所有这些问题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认识和了解清楚！
在搞清楚这些问题时，要防止“左”的东西，同时还要防止右的，总之，讲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邓小平静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将那封信和“魏宗国”的文章搁在一边，然后点上一支“大熊猫”，开始了思忖……许久之后，他拿起一支红芯铅笔，在信的上端重重写下一行批示：秋里、谷牧同志：请你们约集一批专家，好好论证一下。
邓小平批示的执行者应是时任副总理、主管石油工作的余秋里。他在接到邓小平的批示同时，也见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批示：“秋里、世恩同志，此信希给予重视。海上石油开发，即与外国合作方案，应认真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并注意听取不同意见。”
那一段时间，余秋里心情非常不好，老搭档康世恩已经被公开吃了“记大过处分”，而且查出癌症倒在301医院，石油部宋振明部长被撤职时常有人将各种怨气怨言传递到他余秋里的耳朵里，而报刊上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指名道姓地点他余秋里的也已经很多了，似乎石油部成了一个“卖国贼”的大黑窝，他余秋里就是这个“卖国贼大黑窝”里的“总后台”。
“有人就这么说你！”余秋里的子女中就有人对他这样说。
每每此时“独臂将军”都会大发雷霆一通：“狗屁！他们知道个狗屁！我们石油部要有卖国贼的话，中国就不会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了！早就让帝国主义踩在脚底下了！”
但是在外面、在工作场合，余秋里仍然保持着国家副总理和老将军应有的风度，他冷静地思考和应对着眼前的艰巨任务和风雨飘摇的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之航程……他相信自己的老部下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他们不会做出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更相信广大石油工人和石油部的干部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文彩，你们要认真准备，做好汇报，阐述你们的意见、观点。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有人骂我们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我们要认真研究，要自己心中有底，看看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还有哪些地方有问题，一点也不能马虎和含糊。”余秋里很快把秦文彩叫到能源委的办公室，及时作了布置和交代。
一起参加谈话的还有能源委副主任杨波同志。他补充道：“这次证论，来头不小，你们要充分重视。到时候，要讲出为什么要对外合作，那些项目是怎样批准的，都要讲清楚！”
“是！”秦文彩坚定地向两位领导保证道：回去马上着手准备，一定全力应对这次大辩论、大论证。
“文彩啊，老康病了，这一段时间你的担子比较重，一方面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各种风雨和挑战，另一方面该做的事情也不能因此耽误，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相反会加速前进，所以我们石油战线不能拖国家的后腿，你要和同志们多吃点苦了！”临别时，余秋里用有力的右手，与秦文彩的手紧握道。
“请老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您和党中央的期望！”秦文彩再次保证道。
离开余秋里和杨波后，秦文彩便回到石油部，及时向党组作了汇报，随后立即组织参与中日谈判的有关人员李景新、赵声振、钟一鸣和邹明、李秉铨以及外事局主管条法合同的尤德华、唐昌旭、孙淑君等同志开了一个紧急磋商会，在传达中央领导批示的同时，布置了相应的论证准备工作。
“想不到辛辛苦苦为国家干了那么多事，现在我们反倒成了卖国贼！活见鬼！”有人一听问题的严重性，发起了牢骚。
“这当口不是出怨气的时候。这场辩论不仅关系到我们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工作，而且对国家的整个对外开放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大家不能有丝毫懈怠。各自回去好好准备吧！3月23日，我们这些‘被告’将集体亮相！”最后，秦文彩从座位上站起身，目光异常严峻地扫了一眼所有准备投入辩论决战的爱将们……
“希望你们有出色的表现！”秦文彩说。
没有人回应他的话，但属下的表情告诉他：石油部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谁也不会轻易被人踩死、唾骂死的！
1981年3月23日，一场声势浩大、阵营豪华、气氛异常严肃的论证会，在北京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五层会议室如期举行。
历史有许多解释不清的巧合：三年前的那次决定中国海洋石油的对外开放重大决策的中央领导集体参加的汇报会议，也是在3月下旬召开的。时过三年，却是一场围绕要不要对外开放、与外国公司合作开发海洋石油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大讨论……是可笑还是可悲，秦文彩说，他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正奉行和执行爱国主义行为的爱国主义者，被骂成了卖国贼；而有些人，在那次大论战中，却是以爱国主义者的身份和嘴脸出现，你说可笑还是可悲呢？”三十年后的今天，秦文彩这样问我。
所有答案都会在客观的和铁的事实面前获得结论。
前面说到，此次论证会的阵营之豪华是空前的，原因有二：一是参加的单位之多，除了石油部，还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全国人大法制委、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地质部、石油部、财政部、外贸部、外交部、国家海洋局、中国银行、中国贸促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24个国家部委及主流媒体单位参加；二是近百名国内顶级的专家，主要是从事石油和地质及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他们中有为新中国石油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黄汲清、张文佑、顾功叙、翁文波、侯祥麟、阎敦实、关世聪、翟光明、邹明、邱中健等石油与地质专家，还有马洪、徐寿波、唐厚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