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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定慌里慌张地回家报信儿，不大一会儿，就跑出来一群姚氏家族的人。这些人跑到卫生院，连哭带骂，还有玻璃破碎的哗啦声，而后稍微安静些，这些人就把爷爷的尸体抬回来了。三奶跟在他们身后，走几步就拍一下自己的大腿面儿，拍完后再走，嘴里不住声地骂着脏话。脏话裹着哭声听不大清楚，慢慢的，有人就听清楚了，是在骂卫生院那两个卖药的，骂她们是婊子是畜生。这样一来，三奶就被抬尸的人拉下老长的一截路。
三爷腾出西厢房，里面原来装着几麻袋粮食。他跟三奶说：“二哥辛苦一辈子，临了当了外死鬼。”
我老家有个不成文的讲究，外死鬼属外丧，外丧是不准入正房停放的，辈分多高也不行。三爷后来跟父亲解释，搁老辈子要设灵堂，咱老百姓摆不起那谱儿，把西厢房腾出来，就算是个灵棚吧！
三爷卸下一块正房的门板，用俩长凳子托住，将爷爷尸体安放上面，便给他穿丧服。爷爷的尸体有些僵，胳膊大腿都活动不开了，加上穿的丧服是给三爷准备的，爷爷穿上显得有些瘦，费了半天劲，才勉强把衣服穿利索。穿完衣服，三奶抱进来一个淹咸鸡蛋用的瓷罐儿，里面装满半生不熟的小米，上面插着三枝与筷子一般长的秫秸杆，每个秫秸杆的头上都紧裹着棉花团，这是死人到阴间报到时用的打狗棒。具体这三枝在活人手里一撅就折的秫秸杆，能不能打跑阎王殿下的那些看门狗，从而起到护佑亡魂的作用谁也不知道。三奶只是按着习俗，把它摆在爷爷的头直下方，跟它并排的，还有一个瓷质孝盆子，是给吊唁的亲友准备烧纸钱用的。香烛贡品摆好，孝盆子里便燃起纸钱，继而，三、五个媳妇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起丧来。
这当口，三爷摘下爷爷屋里的一张像镜，擦去上面的浮尘，挂在灵棚的西面墙上。镜框里镶着爷爷的一张大照片，穿着白大褂，背个医药箱，身后是一片正在成长的玉米秧。尽管是黑白照，尽管这张黑白照被岁月浸染了模糊的暗黄色，有人马上就想起来了，这还是爷爷当赤脚医生时留下来的照片呢。
本来报丧的电话打给父亲，三爷担心他没有心理准备，再发生不测，就先通知了他的儿子姚致骅，也就是我二叔，让他别先声张，回家再说。我二叔那时在教育局上班，听到这个消息犯难了，不知道怎么转达三爷的意思，电话里就问父亲：“我嫂子回来了吗？”
我二叔说的“我嫂子”，就是母亲。母亲那时已经改行不当医生了，在峰山镇跟我大舅开铁矿。峰山镇是我姥姥家，离县城五十多公里，交通便利，母亲自己又有车，不用隔三差五他就回家一趟。那天她正好在家，父亲就告诉我二叔，说她刚回来的。我二叔吭哧半晌，才跟父亲说：“我二大爷在老家出事了，准备一下，我们马上走。”父亲问出了啥事。我二叔所答非所问：“我刚从菜市场回来，你到电影院门口接我。”父亲说：“你还是来我家吧，外头太冷了。”我二叔不耐烦地说：“废啥话呀，多冷我也得在外头等。”
父亲心下忐忑，又不情愿往坏处想，他清楚爷爷的身体，平时除了心脏稍有不适之外，其它全无大碍，可心脏里的小毛病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更是要命隐患吗！
十多分钟之后，父亲看见我二叔在电影院门前来回踱步，身边摆放一堆的纸箱子，就想，难怪他不去家里，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呢。一眼看见两梱包装纸，心就紧了。这纸不是给死人砸钱用的吗？他一把拽住我二叔的衣服领子，问：“我爸到底出了啥事？”我二叔挣巴两下没挣开，哀哀地说：“家里只让我通知你，必须回去，还让我买肉买青菜啥的，那两梱包装纸，是我爸让买的，我也不知道他买包装纸干啥用。”父亲慢慢松开手，惊愕地半晌无语。母亲显得很冷静，说先装车吧。装完车，她又让司机陆叔叔掉头去开发区。父亲知道这是要去丽苑中学接姚瑶，就说：“姚瑶明年高考了，给她添那份乱干啥？”母亲说：“姚瑶跟她爷爷有感情。”母亲说完掏出一块纸巾擦眼睛。
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开到老家，不等走进三爷当院，就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烧纸味儿。父亲恍恍惚惚得要倒下，被我二叔一把扶住。姚瑶搀扶着母亲，嘤嘤地哭泣着。
三爷迎出来，埋怨我二叔：“就你嘴快，咋嘱咐你的？”
我二叔顾不上解释，他感觉父亲要昏死过去了，使劲架住他的一条胳膊，一边说着宽慰话。不等坐到炕上，三奶告诉父亲：“你爸大前天回来那会儿，我正在当街数鸭子。”三爷马上抢过话：“你爸一回来，就让我去口里找姚平丈母娘。”
三奶说：“你爸穿的妆老衣服，是给你三叔预备的，帽子和外罩全是新的，不用换，鞋不行，鞋是旧的，得换。”
三爷说：“你爸是国家人，当了一辈子院长，临走不能穿旧鞋，不讲究。”
三奶又骂那两个卖药的，说她们要是把救心药赶紧给爷爷塞嘴里，也不至于死。父亲询问事情经过，听完肺子都要气炸了，“那俩个卖药的是谁？难道她们不认识老院长吗？他们不认识，也没听人说过吗？”父亲一阵心酸，难过地诉起了委屈，“卫生院的房子是他张罗盖的，全部家当也是他给置下的，他上班的时候，吃片安乃近都给钱，现在跟她们赊一瓶救命药，还怕赖账吗？”
母亲说：“为啥不喊医生抢救？”
姚定说：“她们说医生下乡了。”
三爷说：“啥他妈下乡啊，说的好听。”
母亲说“就是下乡，家里也得留个值班的呀！”
三爷说：“卫生院的日子不好混，没事老背着B超、心电图机往各村跑，跟个卖冰棍儿的似的，现眼现大了！”
我二叔说：“这事得往卫生局反映。”
母亲说：“要让卫生局给我们个交代。”
三爷说：“卫生院穷着呢，交代清楚了也没钱赔偿。”
父亲说：“咱们这就回去找局长。”
三爷说：“等出完殡再说吧。”
父亲仿佛一刻都不能等了，问我二叔知不知道局长的手机号。我二叔说知道。父亲说：“你先跟局长说一声，看他啥态度？”我二叔就拨局长的手机号，拨完，瞭一眼墙上的挂钟，自言自语：“快一点了，该睡了吧。”这样念叨着“嘿”了一声，电话还真接通了！
卫生局局长姓蔡，跟我二叔都在政府楼里办公，听我二叔后来讲，他们俩人那时没什么私交，就是蔡局长这人不扛官架子，比较容易接近，俩人碰面老是闹玩笑。蔡局长电话里跟我二叔说，爷爷去世的消息他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卫生局收到的报告是，老院长确实倒在药房的窗口下，可能跟药房调剂有关系，需要调查后才能下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药房调剂不认识老院长，这里兴许有点误会。”蔡局长说他刚开过会，是安排爷爷追悼会的具体事宜，明天一早局里来人调查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