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涨船高，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当时，李嘉诚不但拥有大批物业，还储备了大量土地，这为他成为香港地产业的大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嘉诚常说：“做生意，我一定会想：有没有足够气力由A到B？又想：有气力划回来吗？”在李嘉诚刚刚进入地产这个行业时，资金相对于其他一些地产商来说是相当缺乏的，只够他由A划到B，但如果投资失败，就没有能力划回来了。所以，李嘉诚宁愿采取稳健保守的保险做法，也从不冒险向银行借贷。
挤提事件
不敢说一定没有命运，但假如一件事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皆相背时，那肯定不会成功。若我们贸然去做，至失败便埋怨命运，这是不对的。
——李嘉诚
1961年6月，素有“西环地产之王”的廖宝珊所创立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原因就是他用几乎全部是存户的存款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环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结果把客户的存款掏空殆尽，而引发了存户挤提。
由于这次挤提风潮的沉重打击，廖宝珊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廖氏是潮商中的成功人士，在香港商界德高望重，深得新秀李嘉诚的尊敬。从廖宝珊一事中，李嘉诚进一步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潜在风险。但是许多地产商与银行界人士对廖创兴银行挤提事件仍未产生足够的重视。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新的建筑条例于1966年开始实施。拥有地皮的人，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在新条例实施后受到影响，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由此掀起了香港的一股建房狂潮。在这股狂潮中，拥有大额钱币的银行除资助某些地产商外，其自身也直接投资房地产。
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他们抓住地价楼价直线增长的畸形旺市，以小搏大，趁高脱手。
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没有忘记稳健发展，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心态。李嘉诚深知投机地产和投机股市没有什么两样，“—夜暴富”的后面往往紧跟着的就是“一朝破产”的悲惨结局。他丝毫不为短期的暴利所动，继续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兴建厂房。除了特殊情况外，他一般很少向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备资金建造的。随着一大批新厂的不断竣工和出租，租金源源不断呈几何级数涌来。
但是，那些从事房地产投机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65年1月，香港一家名叫明德银号的小银行因挤提事件而宣告破产。原因很显然，明德银号因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而丧失偿债能力。明德银号的破产，引起了其他银行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现象再一次爆发，只是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猛烈，蔓延的速度更是快得出奇。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与汇丰银行才免遭破产。
形势危急，为稳定香港经济，港府采取紧急措施，才勉强遏制住了那股发生在存户间的挤提狂潮。但银行危机并没有随着这次风暴的结束而终止，不少银行虽未倒闭，却只能“苟延残喘”。由于银行和地产商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香港的房地产业落入万丈深渊，地价楼价暴跌。那些为了获得更多利益的炒家，由于脱身迟缓，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更是叫苦连天。
由于李嘉诚的先见之明，这次危机虽然也给长江带来了损失，但与同行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充其量只是由于部分厂房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这对长江的整个根基毫无影响。
无论做任何事情，如果面对竞争和压力能保持镇定，有胆有识，不图一时的冲动，就不会落得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下场。李嘉诚正是认清了这一形势，不跟风，不效仿，始终坚信自已的判断力，以自己独到的见解，最终在挤提风潮中独立鳌头。由此看来，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一个政治家的长远眼光。
李嘉诚在“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丝毫不为暴利所牵动，“众人皆醉我独醒”，依然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此举的确令人折服。李嘉诚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作为投资者，应确定自己开拓发展的原则方略，坚持独行，而不应只顾眼前利益，为暴利所动炒一把再说。
敏锐抓商机，迅速做决断
当大街上遍地都是鲜血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投资时机。
——李嘉诚
1966年底，香港的房地产业终于出现了新的转机，地价楼价出现了上升的迹象。银行的元气也逐渐得到了恢复，有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但这种迹象没有维持多久，中国内地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波及到香港。
1967年是内地红卫兵异常活跃的一年，他们在北京“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在这一过激事件的影响下，香港部分“左派”在市民中煽动反英情绪，并在港督府的大门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港督府出动大量英警进行暴力镇压，触发了著名的“五月风暴”。
这时不知道从哪里传出“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此谣言一出，迅速在香港四散开来，弄得整个香港人心惶惶，人们纷纷移民国外，特别是那些有钱人，把自己在香港的物业都贱价抛售，比如司徒拔道的一幢豪华花园式洋房竟以60万港元贱卖。新建成的大楼没有了客户，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和建筑商们无可奈何。李嘉诚也不例外，毕竟他现在已经拥有了数个地盘和物业。
不过李嘉诚不是坐在那干着急。他通过广播、报纸时刻关注内地的事态发展，从中获悉，内地的批斗高潮从8月份开始渐渐得到控制，人们的情绪有所缓和。李嘉诚心想，香港的暴动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关系，内地的批斗高潮得到控制就意味着香港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当然，作为地产商的李嘉诚，最关注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在香港推行大陆的共产主义制度”。
李嘉诚深知，对大陆来说，香港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大陆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当时中国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如果香港的局势出现动乱，将会严重影响内地经济的发展。再说共产党若想收复香港，早在1949年趁解放广州之机便收复了，为什么还要等到现在？
观察到了这几点，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事业的最好时机。他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经过深思熟虑后，李嘉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他把在塑胶行业的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的几乎全部资产都转入到了地产业，光买不卖。同时，李嘉诚还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在别人眼中，李嘉诚简直就是个疯子。很多亲朋好友为李嘉诚的“冒险行动”捏一把汗，有些同行的地产商，也等着看李嘉诚的笑话。面对这些，李嘉诚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怕就干脆别干”。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李嘉诚已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了35万平方英尺。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价再度回升，房价上涨。此时的李嘉诚已经建起了一座座漂亮的大楼和厂房，不久即全部出售，利润成倍增长，光每年的租金就高达390万港元。可以说，李嘉诚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也是这次行动使李嘉诚的地产事业进入了他的第二个高潮时期。
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李嘉诚绝非投机家，是他的仔细观察和科学决策帮了他的忙。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到底含有多少赌博成分。
超越置地——嘘声四起
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我们做任何事，都应有一番雄心大志，立下远大目标，才有压力和动力。
——李嘉诚
1971年6月，长江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长置在香港正式成立，李嘉诚把大部分“火力”都集中在了地产发展方面。因为他发现，香港的地产不久之后将会非常炽热，地价和楼价将会快速回升。
因为在1969年10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公开表示：愿与中共展开全面对话，解除对华将近20年的禁运政策。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是积极响应，于同年释放了12名在押的美国人质。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国的关系，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首次访华，与中国首脑亲切会面。这说明两国之间会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将会有限度地打开国门，香港的转口贸易地位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那样，香港的经济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还会吸引大量的投资者再次来香港汇集，对楼宇的需求当然也会激增。
李嘉诚对地产所投入的兴趣之大，可在公司成立的“誓师”大会上看见。在那次会议上，李嘉诚雄心勃勃地指出：长置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超过置地的经营规模。李嘉诚的话还没有落音，股东们就已经嘘声四起，认为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谁都知道，置地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号称地产界的巨无霸，于1889年由英商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的杰姆?凯撒克合资创建，注册资本500万港元。这个公司不管是在人力上，还是在财力上，都是不可估计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置地现在已跻身于全球三大地产公司之列。除地产外，酒店餐饮、食品销售也是置地的营业范畴。
会议现场就有一位董事站起来，说：“我们公司和置地等地产公司相比，太微不足道了，我们怎么能赶超置地呢？”
“能。”李嘉诚满怀信心地说，“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是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赫赫大名的遮打爵士由英国初来香港，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贫寒之士，他靠勤勉、精明和机遇，发达致富，创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我们做任何事，都应有一番雄心大志，立下远大目标，才有压力和动力……”
当然，李嘉诚不是盲目地夸大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定下这一目标是有凭有据的。李嘉诚通过平时观察发现：置地之所以能够屹立半个多世纪而不倒，得益于它的以收租物业为主，发展物业为次的方针。它不求近利，注重长期投资。置地是中区的地王，而中区是寸金难得寸土，也就是说置地在中区的物业已发展到极限。再者最近10年来，置地的经营业绩并非尽如人意，发展势头远不及地产后起之秀太古洋行。
另外，李嘉诚考虑到以长江的资金，还不敢到中区去拓展。所以在那次会议上，他制定了长江今后的发展方针：学习置地的经营经验，以收租物业为主，先去地价处于较低水平的市区边缘和新兴市镇拓展，待资金雄厚了，再与置地正面交锋。
在那次会议上，李嘉诚说了很多有理有据的话，但也并没有使在座的股东全然信服。因为他们看到的是：长江和置地，两者悬殊委实太大了，从而缺乏了与其竞争的勇气，不敢树立赶超对方的目标。其实，不管是商业投资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应该有远大的目标，也许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坎坷的，但只要你做好正确的决策，再采取适当的手法，相信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其中可能有很大的风险，但作为商业投资者，应禁忌缺少经营的勇气。只有克服这种常人的恐惧，才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上市：巧用“空手套白狼”
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
——李嘉诚汕头大学校友会成立典礼上的演讲词，1999
有时可能人会把一世的积蓄投资在你的公司，所以要有责任，必须小心。
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在稳健中不忘进取，这是我投资的宗旨。
有人买就是市场，市民购买力就是市价。
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
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诚实守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都是别人主动来找我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
精明的商家可以将商业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充满商业细胞的商人，赚钱可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1972，最具历史意义的一年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李嘉诚
李嘉诚是一个实干家，他既然决定大力投资地产，就会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他先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并采取一些强有力的营销方式进行营销。成功的营销方式使得大部分房子在未建成之前就有用户上门求租。获得租金后，李嘉诚再利用所得资金兴建楼宇。
尽管如此，李嘉诚仍深感资金入不敷出，觉得发展太慢。怎样才能既加快发展速度，而又不违背“稳健中发展”的发展方针呢？李嘉诚考虑再三，决定将长江公司上市，使之成为公众持股的有限公司，利用股市来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场最早可以追溯到1891年，但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之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归纳一下有以下几点。第一，受大陆政治风波的影响，香港前途多多少少受到内地政治波动地连带作用；第二，同海外市场相比，香港证券市场为投资者提供的便利条件，远没有海外市场丰富；第三，银行业在1961年以后的激烈竞争中，使货款变得相对容易，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
另外，1969年前，香港所有股票活动均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而当时的香港会会员主要包括外国人和通晓英语的华人。对众多具备条件想上市的华资企业来说，语言成了他们的一大障碍。再加上香港证券交易所苛刻的上市条件，使得好多华资大企业长期被拒之门外，当时的上市公司主要为外资大银行，股市并没有发挥出为香港工商企业集资的功能。
1969年，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俗称远东会正式挂牌成立。远东交易所的出现打破了香港会对香港股市的垄断地位。远东会对公司上市条件做了很大的放宽，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的新纪元。随着内地政治的逐步稳定，香港经济经大动荡后得到恢复并开始起飞，许多筹资的企业纷纷要求上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港元，占当时香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银会、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了香港股市四足鼎立的新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香港市民投资股票的兴趣。香港的股票市场一片繁荣。1971年年底，恒生指数攀升到收市的341点。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在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李嘉诚萌动并开始筹划将长江公司上市。公司上市，绝非易如反掌，李嘉诚为此也几经思忖，颇费周折。
1972年，长江地产有限公司被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随即，李嘉诚又委托财务顾问准备好一切上市文件，于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通过交易所审定，挂牌上市，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每股2元，共4300万股，溢价1元。
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骑牛上市，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不到1天，股票就升值一倍多。这意味着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市值增幅为一倍多。消息传到公司内部，全体职员欣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但李嘉诚却没有显出特别的欣喜。
李嘉诚深知股票升值，并不表明投资者独钟长实[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简称]，这只不过是大市的兴旺所造成的，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要想长实股真正被投资者所信赖，还需要长实今后稳健的经营业绩做支撑。但不管怎么说，长实终于跻身于上市公司之列，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司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
“空手套白狼”是指一种从无到有的经营手段，需要的是智慧和技巧。李嘉诚“骑牛”上市借以融资的做法，可以说是巧妙运用了这一手法。这种手法在股市也多次被人运用，但拿捏得如此之妙者，茫茫股海之中又有几人呢？
个人的创造和争取，加上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是商业兴隆的必须条件。要想取胜，与其单刀直入不如迂回前往，稳步推进。
人的价值，在遭受诱惑的一瞬间被决定
我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从我从事行业之多便可看得到。不过，我注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在稳健中不忘进取，这是我投资的宗旨。
——李嘉诚
“世人皆醉我独醒”，这是李嘉诚在股市中表现出来的独特姿态，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这种超然的心理素质。
1972年，炒股热席卷整个香港，各行各业的企业主纷纷介入股市，趁热上市，借风炒股。那些操盘手更是风起浪涌，哄抬股价，造势抛股。香港股市，处于了空前的癫狂之中。1973年，恒生指数一路飚升，以1774.96点居历史最高峰。
“物极必反”是大自然的永恒规律，在股市中同样适用。就在人们沉醉于股票美梦之时，一些不法之徒开始伪造股票，混入股市，搞得人心惶惶。股民们纷纷抛售，股市一泻千里。到4月底，恒生指数由历史最高点——1774.96点迅速滑落至收市时的816.39点。祸不单行，1973年年底，世界爆发石油危机，再度给股市以沉重打击，恒生指数再度跌至433.7点。到1974年年底，恒生指数更是跌破1970以来的最低点——150.11点。至1975年，恒生指数才慢慢有所回升。
其实，在这次股市大灾难中，假股事件只是导火线，其根本原因是股民盲目入市投机，公司所获利益落后于股价升幅后面一大节，恒生指数攀升到脱离实际的高位。
由于李嘉诚没有被股市的疯狂冲昏头脑，依然稳健地走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所以，尽管长实也是上市公司中的一员，但无疑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运儿”。其损失相对其他投机公司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看准股市，利用下迭的机会，大大拓宽了自己的物业，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长实上市时，靠收租每年纯利为390万港元。在1972年上市时将25％的股份公开发售，集得资金3150万港元。这项集资，让长实的物业建设大步前进。李嘉诚利用这笔巨款当中的一部分与其他地产商合资发展楼宇，均做出售；另一部分进行独资建楼，做收租物业。
1973年，长实发行新股110万股，集得资金1590万港元。利用这笔资金，长实收购了泰伟有限公司。该公司有一项地产——中汇大厦，李嘉诚把这栋楼宇出租出去，每年为长实赢得了120～130万港元的收入。第二年，长实的纯利润为4370万港元，比计划高出了3120万港元，是预计盈利额的3倍多。
在1974年，李嘉诚共发行了两次新股，集得资金大约1.8亿港元。购得都市地产投资有限公司50％的股权，获得该公司下属的励精和环球两座大厦。李嘉诚再次把这两座大厦出租，租金收入每年达800～900万港元。如果不是地产低潮，都市地产发生财政危机，恐怕李嘉诚也没有那么容易得手了。
另外，李嘉诚抓住股市萧条导致地产便宜的契机，拿出一部分自己在长实的股份套现。利用这些钱购入大量地盘，加快资金回笼。这一时期，长实的主要地产业务有：北角半山赛西湖地盘约86.4万平方英尺、太古山谷第一号地盘、湾仔海滨高士打道英美烟草公司原址。
此时，李嘉诚一改之前只租不卖的政策，在这些地盘上兴建高级住宅，为长实获得了10450万港元的出售收入。传媒称此举为“作为中小地产公司的长江实业，初试啼声，已是不凡”。
李嘉诚指出，他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从他所从事行业之多便可看得到。但是，他强调：“我着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原因是有不少人把积蓄投资于我们公司，我们要对他们负责任，所以在策略上讲求稳健，但并非不进取，相反在进取时我们要考虑到风险和公司的承担。”
出奇制胜，击败置地
你要首先想对方的利益：为什么要和你合作？你要说服他，跟自己合作都有钱赚。
——李嘉诚
地铁工程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这个项目曾斥资205亿港元、历时8年才宣告竣工。首期线路由九龙出发，穿过海底隧道，最后直达港岛中环，全长15.6公里，共15个站，耗资约56.5亿港元。
这样浩大的工程，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港府出面担保，获得银行的长期贷款；二是地铁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售股，向地产公司集资，然后两者联合在车站上盖物业，从中获得利润充股。
其中，中环和金钟两站是香港最为繁华，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这里每天要承载数以万计的乘客，特别是金钟站，作为港岛地铁最大的中转站，从这里出发可以直达香港几乎所有的重要部门，如香港政府公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警察总部、各个著名旅游景点和名胜建筑等。
在这样一个天时、地利的位置上兴建物业，无论对地铁公司，还是对投资竞标方，都有着巨大的利益驱动。对此，地产商们无不蠢蠢欲动。只是还没有得到具体的竞标通知。
1976年年底，有媒体称，香港地铁公司已与港府达成有关邮政总局旧址的批地协议，准备在原址基础上兴建地铁车站并在车站上盖物业。
1977年年初，香港地铁公司终于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这一消息对于踌躇满志的李嘉诚来说，既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然长实当时还是一个远离市区，立足乡村的地产公司，但他认为，经过这么多年在地产业的摸爬滚打，他觉得长实应该有所作为了。为了长实的未来，为了长实的声誉，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向寸土尺金、高楼如林的港岛中区进军。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李嘉诚总是徘徊于深水湾花园。这里虽然花团紧簇，景色宜人，但地铁站上盖物业竞标一事让他愁眉紧锁、寝食不安。面对深水湾的阵阵波涛，李嘉诚心潮澎湃，恍惚中，他仿佛看到了漂亮的地铁车站和拔地而起的商业大厦。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竞标地铁车站、兴建物业，他心意已决。接下来，李嘉诚需要考虑的问题便是竞标中面临的难题。俗话说的好，商场如战场。中环、金钟两站的招标如同一块“肥肉”，没有哪位香港大地产商、建筑商对此不垂涎三尺的。因而，上演一场“你死无活”的、“刀光剑影”的“战役”再所难免。
面对寸土尺金的中区地价，长实的财力到底有多少？长实竞投的成功系数到底有多大？李嘉诚也不知道，因为他要面对置地这样的地产大户。
在香港商界长时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撼山易，撼置地难！”李嘉诚想，参与这次竞投的肯定不会少了置地这一英资大地产商，要想竞标成功，非得翻越置地这座大山不可。而港岛中区是置地的根据地，置地在这里拥有若干摩天楼群和数个花园广场。仅凭这些，就足以证明置地在中区的霸主地位。金钟站又紧靠中区花园广场，长实要夺取中环、金钟的兴建权，简直是虎口拔牙，自取灭亡。
置地虽然没有公开参与竞投，但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志在必得的高调已表露无遗。
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李嘉诚敏锐地意识到，置地也并非无懈可击。置地属怡和系，并受怡和的制约，现任置地董事局主席纽璧坚和怡和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凯撒克思想不统一，一个要以香港为主，一个要以海外为主。这样一来，势必会分散纽壁坚决断地铁竞标一事的精力。再加上一贯以老大自居的置地根本不把其他地产商放在眼里。这一切迹象都有利于长实。
冷静分析了彼此存在的利弊之后，李嘉诚走进书房，查看了许多新闻和报纸，搜集了不少关于地铁公司招标的相关知识。经仔细研究后发现，目前地铁公司资金紧缺，必须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才能回收资金以偿还贷款，并得到更大的盈利。所以地铁公司想用部分现金和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而港府却坚持要全部用现金支付，两者产生了分歧。明确了这一点后，李嘉诚得出结论：竞投车站的物业兴建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首要条件。
综合分析之后，李嘉诚果断地做出决定：由长实为地铁公司提供现金建筑费，在地铁车站上兴建大厦后全部出售。获得的赢利由地铁公司与长实共同分享，具体规则为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随着地铁公司竞标的开始，先后有30多家公司纷纷涌入，包括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辉百美公司、霍英东集团、恒隆地产等。其中置地公司一枝独秀，呼声最高。媒体也普遍看好置地。据一位外籍记者报道，置地大班纽璧坚还自信地对公众坦言：“投标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
李嘉诚听到这一消息后，笑着说：“传说总是传说，到底名花谁主现在尚无法定论。”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大媒体突然峰回路转，头版头条报道：“长江将击败置地，夺得旧邮政总局地段。”据《工商日报》称：“长江实业以2.4亿港元在30多家竞投中区地皮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获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长江已同意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保证地铁公司获利。”
随后，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与长江实业签订中环站上盖物业的协议，而金钟站日后再作决定。他还说：“中环站上兴建的物业大厦售与公众后，所得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实分享，地铁公司占大份。长实对本公司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次地铁竞标，长实击败了各路豪强，特别是击败了素有“地产皇帝”之称的香港置地有限公司，被人们誉为“长江实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李嘉诚也被人比喻成“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
1978年，长实先后在中环、金钟站上盖了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开盘不到一天时间就被抢购一空，物业总值达15.72亿港元。其中长实获纯利润达0.7亿港元。
1979年，地铁首期工程竣工。中环、金钟两站兴建物业收回的资金大大缓解了地铁公司的财政困难。地铁公司主席唐信公开表示：“本公司二期、三期工程兴建物业将继续与长江合作。”
此次长江实业巨大的成功，可以说是李嘉诚的一次巨大冒险。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他的这一冒险不是盲目的。在地铁竞投一战中，长实能够击败置地，除了获得超额的利润外，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赢得了永久的信誉，也为自己日后在中区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事后，曾有不少人问及李嘉诚，他与地铁公司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答道：“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则就没有朋友，我想经商的道理也该是这样。”
对于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说，利益就是生存之本。但如果过分片面地强调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往往会适得其反。李嘉诚与人合作始终坚持“与人为善”的品德。他做每一次生意，都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因而，别人也经常愿意与他合作。这次与地铁公司的成功合作就是最好的例证。
兴建新华人行
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诚实守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都是别人主动来找我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
———李嘉诚
李嘉诚以独到的谋略和良好的信誉与地铁公司成功联姻后，引起了众多香港业界人士对他这位地产界新贵的关注。李嘉诚并没有因此而自负，更没有自满。他心中未实现的一幕幕商业神话还在继续上演。
1978年，李嘉诚携手香港汇丰银行，重建了位于中环心脏地段的华人行。
由于香港地产业的突飞猛进，汇丰银行旗下的华人行因年久失修、陈旧不堪而无法承担现代商业的残酷竞争。何况还处于高楼林立的中环地带，如不加以改造，那就是极大的地皮浪费了。1976年，汇丰银行决定将旧的华人行全部拆卸，用于发展新的出租物业。而承建新的华人行，成为了众多地产商争相角逐的焦点。
到底鹿死谁手，其实完全在汇丰的掌控之内。
汇丰银行，香港人尽皆知，被人们称为香港的中央银行，同时它还是世界上著名的10大国际性金融集团之一。现行的港币几乎全部由汇丰发行。自1864年建行以来，在汇丰的扶植下，成就了数以万计的商业巨富。20年纪60年代，素有“香港船王”之称的包玉刚便是靠汇丰银行提供的无限额贷款发迹的。
“谁结识了汇丰大班，谁就高攀了财神爷。”这是香港商界流行多年的一句行话。
自从长实击败置地联手地铁公司兴建物业后，汇丰就开始对李嘉诚产生了兴趣。这次兴建新华人行，对李嘉诚而言，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当时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沈弼与李嘉诚谈判得很顺利，马上就签定了以长实为合作伙伴的协议书，两人还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至此，业界人士无不称赞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李嘉诚个人既不具备一个外交家的谈判技巧，也不具备一个商业家的精明善变，他靠的只是自己多年从商积淀下的诚实与信誉。
长实与汇丰合组了华豪有限公司。经过紧锣密鼓的修建，一座占地面积约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耗资2.5亿港元的新华人行矗立在世人眼前。这座综合商业大厦，外观豪华靓丽，内部装修典雅，全部采用了现代化的程控技术，实乃建筑中的上上品。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启用典礼，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在典礼上了表达了这次与长实合作的喜悦心情，并盛赞了新华人行大厦惊人的建筑速度和效率。“新华人行大厦是代表香港建筑水平的最好典范。”就是沈弼对李嘉诚的最好评价。
不久，长江实业集团公司总部喜迁新居——新华人行大厦。长江实业由一个地处偏僻郊区的地产小公司进入了高楼如云的中环地带，这也意味着长实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香港有诸多腰缠万贯的地产大亨，为什么久经沙场的汇丰大班单单选择了并不是排头第一的李嘉诚呢？答案只有两个字——诚信。李嘉诚用多年积累的对事业上的“信”和对他人的“诚”诠译了与人交往的基本素质——“义”的真正内涵，赢得了别人的信赖。
广告是看不见的金子
精明的商家可以将商业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充满商业细胞的商人，赚钱可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李嘉诚
对于一个企业或一个公司来说，要想使自己发展、壮大，做好广告宣传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美国商业评论员卡鲁曾说：“广告是看不见的金子。”回想起李嘉诚造成就的一个个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成功战例，就不能不提到他运用广告的超强能力。
几年前，当第二代移动电话即将面市时，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境：李嘉诚在参加一个拍卖会的时候，突然中途离场，跑出去用大哥大与客户通起了话。
在场的媒体记者无不惊奇，纷纷前去抓拍这一“珍贵”镜头。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一画面，并有文章标题称，“‘超人’推销有妙招，摩托罗拉做广告”。如此众多媒体拍照、刊登，却根本不用“超人”李嘉诚为广告费破费，人们都为他的这一巧妙的推销手段拍案叫绝。
最后，有一家媒体出来证实，依照他们记者拍到的放大画面，李嘉诚当时用的大哥大并非摩托罗拉，而是他的竞争对手代理的牌号。李嘉诚的大哥大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不管怎么说，反正“超人”为旗下公司做宣传是子虚乌有。
俗话说的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虽然这次李嘉诚为自己做宣传广告是空穴来风。但李嘉诚精于为自己的品牌做包装，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
李嘉诚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商业巨子，是因为他具有一个优秀广告大师的潜质。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完成或策划一个绝佳的广告。
下面几则故事就可以说明一切。
李嘉诚胯下曾有几部“宝马良驹”，最为著名的当数劳斯莱斯了，这部车追随了他30余载，除了尊贵客人驾临外，李嘉诚却很少用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坐太昂贵的车，容易使自己忘本，消磨意志，所以他不常用好车。
但现在“超人”坐的是日产总统型房车。李嘉诚得到这部房车的时候，它的名声并不大。而本港人大多喜欢欧美名车，他们认为日本只能生产一些像丰田、本田等省油实惠的大众车，没什么创新。
李嘉诚凭借其声望和业绩，在香港的影响力毫不不压于什么明星大腕，他的宣传具有名人效应，自从他使用日产总统型房车后，那款房车不久便风靡香港。一下子，香港的名人大款对此车便另眼相看了，每天的汽车交易市场内熙熙攘攘，很多买家争着求购日产总统型房车。
后来有记者发现，李嘉诚的座骑——日产总统型房车由他本人参股的一家汽车公司的代理经销商经销。大家获此消息后，不由得瞠目结舌，无不为李嘉诚的推销手段而啧啧称赞。“超人”没费一兵一卒，没费一枪一弹，便轻而易举地为日产总统型房车做了一个很好的广告宣传。他的这一看似不掺加任何功利因素的普通举动，却成功挽救了这种车在香港的销路。李嘉诚的隐形推销术真可谓是与众不同。
从此事可以看出，一个成功的商人是非常善于做广告宣布的。不管在何时何地，他都能将其商业目标与普通生活融为一体，有机结合，并能创造出更大的商业价值。
请看第二件事情：
长实一直以来以兴建楼宇为公司支柱产业，并且它也是整个公司盈利最大的一个项目。
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地产业中，各大售楼公司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在做屋村广告宣传时，李嘉诚一改传统的宣传画与霓虹灯相结合的方式，而是应用了高科技的激光技术。他把几个照明设施安装在楼顶，每到晚上，大厦上会发出一道道光彩夺目、细腻柔和的激光，远远望去，气势恢宏，巍峨壮观。
1996年，李嘉诚在四大屋村之一的嘉湖山庄举行了一个庆典活动。在这个活动上，他不仅安排了舞龙舞狮等一些传统项目，更吸引人的地方是，他在屋村一座大厦上挂起了一张巨幅对联，上面写着“嘉湖千家贺新岁，山庄万户庆春风”14个大字，十分醒目。该对联以传统红为主色调，预示着将来的事业红红火火，步步高升。因为这一活动正值新年之际，所以人们纷纷前来观光，特别是当市民看到这一巨型对联后，立即便驻足脚步，大加赞美。
还有一件事，当时正是大年初七，李嘉诚携儿子与公司大小领导一起参加了一个公益金百万行的活动，活动上，“超人”向在场采访他的记者每人送了200港币的红包，可见“超人”是“别有用心”的。
第二天，香港媒体对此事详细的做了报道，称昨天得到“超人”红包的媒体记者至少也有四五十人之多。
在春节期间向记者“抛媚眼”，取悦于记者，无疑会给记者留下一个好印象，还可以间接利用记者做广告宣传。倘若在平时给记者送红包，那就属非法贿赂了。过年送红包，既能显示自己慷慨大方，又能达到预期目的。“超人”简直把一箭又雕之计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春节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欢庆团圆的日子，李嘉诚正是利用这一绝佳机会，与广大市民和媒体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促进公司与外界的沟通，达到了推销屋村的目的。
李嘉诚借助一个春节，便能够把其商业意识达到最优化。对“超人”来说，广告宣传无时不在，无处没有。他已经把广告意识融入到了整个日常生活中。也许，这正是他与其他商人的不同之处，也正是人们称他为“超人”的原因吧！
拍卖场、竞标场：理性抉择胜过孤注一掷
抱最大的希望，为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
——李嘉诚
我做生意时，我警惕自己，若我继续有这个骄傲的人，迟早有一天会碰壁。
彻底了解市场的需求，才能百战百胜。
我每逢攻击一样东西时，总先会研究得清清楚楚才说。
商业投资者应敢于承担较大的企业风险，这是取得投资成功的重要途径。因此，作为商业投资者，应禁忌吝啬财产而缺少经营的勇气。
商业合作必须有三大前提：一是双方必须有可以合作的利益，二是必须有可以合作的意愿，三是双方必须有共享共荣的打算。此三者缺一不可。
万一真的失败了，也不必怨恨，慢慢图谋东山再起的机会，只要一息尚存，仍有作最后决战的本钱。
拍卖场上以智胜勇
与其到头来收拾残局，甚至做成蚀本生意，倒不如袖手旁观。
——李嘉诚
香港传媒常用“擎天一指”来形容在拍卖场上竞价的李嘉诚。在与置地竞标地铁站时，我们也看到他曾经以宏大的气魄穷追不舍，最终把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对手击败。但那是李嘉诚在知己知彼、有100%把握情况下的出击，与初入地产界时不同。对李嘉诚来说，他绝对不会再犯盲目急躁的毛病。“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这是李嘉诚做事的一贯风格。因此，李嘉诚对于每一个投资计划总是处之泰然。在拍卖地产的现场，在决定归属权的时候，李嘉诚总是竖起他自己的“擎天一指”，以一个别人意想不到的价格获得投资的决胜权。
其实，媒体用“擎天一指”多是来形容李嘉诚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对拍卖场上的李嘉诚来说，他并非一定要横扫千军、力挫群雄，表现出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的气势。在众多英商华商中，都曾出现过一掷千金、博尽取胜的赌徒式的竞投者。逞一时之气，不计后果，这不是李嘉诚的作风。假如碰到这种赌徒，李嘉诚就会退出，成全对手的风头。正如李嘉诚说的一样：“与其到头来收拾残局，甚至做成蚀本生意，倒不如袖手旁观。”
李嘉诚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在拍卖场上，不可持买古董的心理。”什么是买古董的心理？就是一桩生意非做不可，不留回旋余地。因为古董孤品，存世的仅此一件。而做生意，不论购公司还是购土地，不必非买不可，不取此幅，以后还有他幅，目的都是发展赚钱。而一旦持有买古董的心理，心浮气躁、意气用事就会占据你的思想，促使你盲目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拍卖场上的李嘉诚，不仅擅长斗智，还有足够的克制力。
1987年11月27日，在股市渐渐回升，地产渐旺之时，香港政府决定拍卖一幅官地。多年未露面的李嘉诚也出现在拍卖现场上，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皆摄入记者的镜头，格外引人注目。其实有很多地产商都对这块官地产生了兴趣，他们都想争得这块“肥肉”。
政府拍卖的这幅官地地理位置良好，位于九龙湾，24.3万平方英尺，拥有极高的开发价值，起价为2亿港元，每口叫价为500万港元。从一开始拍卖的场面就异常火爆，火药味也特别的浓。李嘉诚与对手连叫两口，底价连跳两次：2亿5百万、2亿1千万。这似乎给竞争者们透露了一个信息，他志在必得，并且不惜成本。所以，在场的多数人干脆放弃叫价，只等看热闹。
就在这个时候，拍卖场上响起了一个李嘉诚非常熟悉的声音——“2亿1500万！”李嘉诚回头一看，正是有“飞仔”之称的胡应湘。李、胡两人之前曾有过多次合作。
胡应湘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系，李嘉诚初涉地产，还曾请教过他。李嘉诚和他之间向来有着良好的友谊，一直也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李嘉诚回眸一笑，胡应湘亦报微笑。
话音刚落，李嘉诚连跳五口：“2亿4000万。”未等别人承价，李嘉诚再跳一口：“2亿4500万。”胡应湘也不甘落后，此时地价已竞抬到2亿6000万。
“3亿！”李嘉诚“擎天一指”举起，连跳8口，一时掀起竞价高潮。
正在大家一片哗然的时候，胡应湘沉着应战又将价格连抬十一档——3亿5500万！再掀高潮，四座皆惊。一时间郑裕彤等房地产界大哥级人物也加入竞价。俗话说：商场无父子。那么，在商业竞争中，自然也会将朋友之谊暂且放一边。
这时的人们都在兴奋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李嘉诚的副手周年茂，他悄悄坐到胡应湘的副手何炳章旁边，对他一阵耳语。结果，胡应湘不再应价，退出竞投。当叫价飚飞到4亿元时，是底价的两倍了，拍卖场敏感的临界线就要到来，全场哑然，一阵短暂的沉默，竞投各方都在心中打起了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