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记者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时，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就在第二天，恒生指数就已飚升到25.69点，成交额突破4亿元。可见，李嘉诚在股民心中已站稳了脚跟。截止1980年年底，长实已持有39.6%的和黄股权，这家老牌英资财团已逐渐被李嘉诚收入囊中。
1981年初，经董事会决意，李嘉诚正式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同时也意味着和黄集团正式成为了长实家族中的一员。
同年，李嘉诚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香港的超人”。自此，“李超人”也成了李嘉诚的昵称。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面对铺天盖地的喝彩声，李嘉诚显得很平静。他知道“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的道理。仔细阅读历代皇朝历史，凡开国之主哪位不是雄才大略，但这份基业到底能守多久，值得人们去深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记黄埔前大班祈德尊与李嘉诚在收购方面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但前者最终因资产庞大、管理欠佳而痛失江山。
俗语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面对一个比自己大几倍甚至多倍的巨人，我们是选择退缩，还是前进？对一个追求成功的人来说，他会权衡利弊，主动出击。
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为上策。”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等策略，取得了继九龙仓之役后的又一胜利，为下一步的收购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控港灯
保持低调，才能避免树大招风，才能避免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如果你不过分显示自己，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别人也就无法捕捉你的虚实。
——李嘉诚
成功收购和黄后，“李超人”便成了香港商界的宠儿。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人们关注。有媒体透露，1981～1982年间，长实、置地、佳宁等大集团都瞄准了港灯。
港灯是香港电灯有限公司的简称，这家英资洋行成立于19世纪末期。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港灯一直是一家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当时，香港政府出台了一项新的用电制度：单位时间内用电量越多电费越便宜。这无疑给港灯集团带来了可观的利润。港灯收入相对稳定，还常年盈利，更难得的是，港灯旧址上可以兴建地产物业。对于香港各大财团来说，港灯好比是美味中的佳肴，大家都是虎视眈眈、垂涎欲滴。
这时，终于有人顶不住了。1982年4月，在海外投资回报不佳的怡和下属的地产公司——置地，卷土重来，以6.3～6.35元/股不等的价位比市价高出1元收购了港灯2.22亿股，接着，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置地又以9.4元/股的价格买入了1200万股港灯认股证，占认股证总发行量的20％。自此，置地成功地完成了对港灯的收购。
虽然置地公司这几年的业绩不是很好，但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为了证明自己，置地继续大肆扩张，先是吞并了电话公司，而后又以天价——47.5亿港元投得中环“交易广场”的工程权。
也许，是为间接报当年地铁竞标的一剑之仇，置地此举是专门做给李嘉诚看的。但意气用事的置地好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为了凑集巨额资金，它倾家荡产，不惜向大财团高利贷款，仅负债就达160亿港元。此时的李嘉诚就好像是一位长者，他不慌不忙，静观其变，并没有与置地展开正面交锋。
据传，就香港回归一事，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在北京谈判时摔了跟头。随之，香港出现又一次移民热潮，大批港人携款外迁。受欧美日本经济低迷的影响，香港地产大幅下落，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这时的置地犹如笼中巨兽，欲罢不能，单是一年的贷款利息就可建造一处楼群。
1983年，置地年度财政亏损高达13亿港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作为“母亲”的怡和集团，财政年度盈利额也暴跌了80％。
恨铁不成钢，怡和大股东凯撒克家族为惩罚置地这个不争气的“儿子”，1984年，凯撒克家族随即宣布置地公司董事会主席纽璧坚退出怡和集团。
昔日曾是呼风唤雨、地位显赫的纽璧坚，现在突然离去，心里难免有些感伤。微风拂面，美丽而熟悉的维多利亚港湾潮起潮涌。纽璧坚感叹道“I love Hong Kong，I love Hong Kong forever.”我热爱香港，我永远热爱香港。
这里需要为纽璧坚说句公道话，置地的灾难也并非他一人之过，如果没有凯撒克家族的默许，也不会有今天的后果。
“国”不可一日无主，纽璧坚下来了，人们开始关注置地新的主人。这时，身为家族嫡系的西门?凯撒克接过怡和置地的管理大权。凯撒克出生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一直在怡和海外子公司任职，1982年调回香港。40多岁的凯撒克正值壮年，以他的履历来管理怡和置地，人们普遍抱乐观态度。
刚一上台的凯撒克便雷厉风行，对置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初见成效，但欠债太多。无奈，在汇丰银行的穷追不舍下，凯撒克不得不忍痛割爱——出售港灯以减缓经济危机。
从纽璧坚下台到凯撒克主政，李嘉诚一直密切关注着置地的人事变动。早在纽璧坚时期，李嘉诚就与置地的马世民颇有深交。马世民曾多次劝李嘉诚收购港灯，但他认为时机未到，置地终有一天会拱手相让的。
凯撒克很清楚，早在纽璧坚主政时，李嘉诚就有收购港灯的计划，但一直悬而未决。以李嘉诚的财力和为人，凯撒克打心眼里是很敬佩的。所以，在出售港灯一事上，李嘉诚成了凯撒克的首选人物。
但令凯撒克纳闷儿的是，李嘉诚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主动就此事与自己接触，这让凯撒克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不知道李嘉诚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李嘉诚是怎么想的他已管不了那么多了，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置地公司的累累负债问题。
1985年新年刚过，凯撒克实在坐不住了，他亲自派谴专员到长实会见李嘉诚，商讨就港灯股权转让一事。因为双方都心有诚悦，所以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
第二天，长实以每股6.4元的折让价，共计29亿港元从置地手中收购了34.6％的港灯股权。就在收购的前一天，每股还是7.4元，晚一天的时间，李嘉诚就为长实省下了4.5亿港元，其高明之处可见一斑。
长实成功收购港灯后，李嘉诚就任命刚加入和黄不久的马世民担任港灯董事局主席。
港灯一役中，李嘉诚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欲擒故纵计”。他不动声色，不显山、不露水，最终迫使凯撒克主动找上门来。既没强行收购之意，又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收益。
出于公司的前途考虑，每个老板都会想方设法地收购或兼并一些公司。对李嘉诚来说，也不例外。但他奉行的原则是和声细雨，以退为进。所有事情，尽可能在谈判桌上解决。如果对方不满意，也绝不强人所难。所有收购都是建立在双方利益共赢的基础上，成则是伙伴，不成还是朋友。
人们常说：“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大家的夸奖。”李嘉诚正是秉承着这样一种理念，才使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收购泰富——一箭双雕
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
——李嘉诚
早在清末民初，香港中资就有著名的老牌四大天王。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香港的中资公司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中茁壮成长，逐渐适应了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
20世纪70年代末，伴着改革的春风，香港的中资上市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特别是90年代，新生代的中资派显示出勃勃生机，比起老牌的四大天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中信泰富和首长国际，在四大天王中分列第一和第三位。
1979年，时任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请李嘉诚出任中信香港分公司董事。
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膝下唯有一子，叫荣智健。荣智健，1942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无锡，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机电工程系。先后在吉林、四川、北京等地从事电力研究工作。
70年代末，荣智健赴港创立了爱卡电子厂，专门生产集成电路和电子产品。荣智健继承了荣氏家族的经商基因，三十多岁便在香港商界颇有声望。
1986年，刚加入中信不久的荣智健就晋升为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但意气风发的荣智健并不想无功受禄，他想凭自己的实力，在香港创造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另外，他对香港中信复杂多变的人事关系感觉稍有不适，这也是荣公子打算自己创业的一个原因。
在别人看来，荣公子可以完全凭借父亲的影响，在中信下面另立门户，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全资公司。但心高气傲的荣智健没有这么想，他决定要到变幻莫测的股市去看看。也许只有上市公司才是他大显身手的绝佳舞台。
李嘉诚自到中信以来，常与荣智健心有灵犀，二人私交甚密。现在荣公子有心要施展拳脚，作为前辈的李嘉诚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了，他拿出了当初扶植自己儿子的劲头去帮助荣智健。
股市里有一个名词叫借壳上市，大意是说，一家公司若想上市，至少需要5年的经营，方可办理交易上市手续。为了尽快达到上市目的，只有通过收购一些资产和营业额较少的小公司，被收购的小公司就称为“壳”，然后借这个壳上市。
中信公司无论从资历，还是从经营时间都很难达到上市公司的条件。借壳上市，收购一些不景气或资金不足的小公司才是重中之重。对于此事，李嘉诚与荣智健的意见不谋而合。
接下来，就是找合适的“壳”了，李嘉诚和荣智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分析、研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泰富身上。泰富最初为证券王子冯景禧所有，后经辗转，于80年代末期归于毛纺巨子曹光彪旗下，曹氏控制了泰富50.7%的股权。
曹氏主要经营的项目是港龙航空运输。当时，他正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进行对垒。结果曹氏不敌对手，元气大伤。为脱离危险，曹氏不得不出售泰富的股权。
近况经营不佳的泰富，李嘉诚早有所闻。他立即派遣负责中信收购代表的高参杜辉廉，以百富勤主席的名义按1.2元／股的价格收购曹氏的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收购了其他小股东手中的股权。
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做过港龙航空的股东，双方都坦诚布公，认真讨论。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市价仅为7.25亿港元的泰富公司，中信以换股和物业作价为主进行收购，并没有支付现金。
1991年，泰富经过新的改组、扩股后，中信占得49%的股权，李嘉诚占5％。经中信收购后的泰富正式更名为中信泰富，由荣智健任董事长。
李嘉诚虽得小份股权，但这件事完全由他一手促成。可见他志在帮人，而不是获利。
利用借壳上市成功收购泰富后，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李嘉诚和荣智健的收购信心。于是，他们开始实施第二个计划——收购恒昌行。
恒昌行创立于1946年，业绩辉煌，名满天下，有“华资第一行”的美誉。现在的恒昌集团资产达82.73亿港元，以何善衡占30％、粱球琚占25％、何添占15％为首，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别人根本无法憾动。
现任恒昌行董事长何善衡，曾是恒昌的创立者之一。他虽然殚精竭力，但岁月不饶人，自己的子孙对这份家业更是无欲无求，所以他打算出售自己持有的恒昌股。
消息一出，香港商界一片哗然，无人不想得到这快“肥肉”。
1991年5月，以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牵头，联手林氏家族、徐氏家族及各路商界豪强成立了备贻公司，并公开宣布，将以每股25.4港元的价格收购恒昌行。共涉及资金56亿港元。
此时，李嘉诚与荣智健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活动。但他们并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收购的消息。
据传，备贻公司的三大股东郑、林、徐决定收购恒昌后，将其“肢解”。具体分法是：郑氏得恒昌物业，林氏得恒昌汽车，徐氏恒昌粮油。
消息一出，恒昌大股东对拆分的做法大为不满，随即中止与备贻的谈判。真可谓出师不利。
备贻失败的同时，以荣智健、李嘉诚领衔的中泰新财团立即站了出来，新的中泰公司的主要股东分别是：荣智健的中泰和他个人的股份共占41%，李嘉诚占19％，倒戈中泰的郑裕彤占18％，百富勤占8％，郭鹤年占7％。
1991年8月，中泰公司正式公布，以每股33.6元的价格收购恒昌，涉及资金共计69.4亿港元，比备贻高出13.4亿港元。随后，双方正式签署协议。以荣智健、李嘉诚为首的中泰集团，完成了香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购行动，中泰遂成为香港股市的一大巨人。第二年，恒昌行的市值膨胀到87亿港元。
1992年初，荣智健以25亿港元并配售11.68亿的新股，收购了恒昌其余64％的股权，其中，李嘉诚持有的恒昌19%的股权也尽归荣智健所有。业界对荣公子的这一做法颇有微词，甚至有人说他与李嘉诚早有预谋。
恒昌收购战，表面上是李嘉诚与荣智健联手，实则是李嘉诚帮助荣公子。他不仅博得了名声，还得到了2.3亿港元的售股盈利，又是个一箭双雕之策。
成立首长国际
审时度势大胆决策是成功企业家的必备素质，在危急关头，应禁忌那种当断不断犹豫不决的决策心态。
——李嘉诚
自李嘉诚帮助荣智健成功收购泰富后，一大批内地企业纷纷向他抛出媚眼，都想借助李嘉诚在香港的影响力借壳上市，组建更多的合作项目。
在众多内地企业中，首钢首先被李嘉诚一眼相中。首钢是首都钢铁企业总公司的简称，它与鞍钢、武钢、宝钢合称为中国四大钢铁生产基地。首钢涉及的项目有重型加工、汽车工业、建筑航运、电子金融等行业。在国内外拥有200多家联营企业和合作伙伴。
那么，李嘉诚为什么会选择首钢作为合作伙伴呢？
香港有一家名叫东荣钢铁的上市公司，每年要进口大量钢铁来满足香港市场的需求。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是联合系集团的李明治。李明治在香港股市可以说是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人们习惯把他称为“魔术师”。他经常将上市公司玩弄于股掌之间，来回倒腾，自己获利无数，但那些小股民可惨了，随着他像地震一样到处颠簸。
据说，李明治变“魔术”时，曾多次涉嫌触犯过证券条例。各大证券监督机构对他展开了全面调查，若事实确凿，李明治将受到严厉处罚。被形势所迫，他不得不将其所控的东荣钢铁股份出售。
首钢入港正好添平了东荣的进口钢铁。一来，它可消化首钢的钢铁；二来，可将部分钢铁拓展到海外。两者不谋而合。
1992年，双方在北京达成共识。首钢、长实、怡东三家联手，以每股9.28元，共涉资2.34亿港元收购了东荣钢铁72%的股权。首钢与长实各占51%和21％，怡东占3％。
东荣虽然是一只小小的空壳，但对借壳上市的人来说是价值连城，并完全有可能将其扩展成一个大型的中资企业。
李明治为确保万无一失，不给证监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1993年，他将旗下上市的三泰实业67.8％的股权，以每股1.69元售与首钢、长实和怡东。其中首钢占46％，长实占19％，怡东占2.7％。
李明治的肆意抛售，也促成了首钢和长实的第二次合作。
1993年5月，东荣钢铁从长实、怡东购得三泰的股权后，正式更名为首长国际，首钢、长实、怡东三家为其最大股东。三泰实业则挂在首长国际旗下。随后，首长国际先后收购了开达投资、海成集团和宝佳集团。特别是宝佳集团，首长国际共涉及资金11亿港元，创下了首长国际收购金额的历史之最。
从收购东荣一直到宝佳，首长国际成功完成了5次大规模的收购。同时，它在香港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稳固。接下来，首长国际把投资项目转向了广阔的内地市场。
自90年代初中信泰富成功在香港借壳上市后，招股上市曾风靡一时。红筹股成为股民们心中的新生宠儿。据1995年香港证券界中资上市公司排行榜显示：中泰以474.7亿港元遥遥领先，粤海投资以89.4亿港元紧随其后，首长国际则以63.6亿港元排名第三。
中资公司在香港股市的迅速崛起，引起英资财团的不安，认为这是鸠占鹊巢，夺他们的饭碗。对此，国务院驻港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所有本地资金或外来资金在特区都将平等竞争，中资公司将在恪守香港法律的情况下参与其中。
与首钢合作，是李嘉诚继帮助中泰上市之后的又一杰作。这与他科学的决策观有密切关系。李嘉诚认为，科学决策是企业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当代企业管理的核心要求，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张和竞争的日益激烈。作为公司的一把手，要时刻保持冷静，采取不同建议，总结他人经验，最终才能做出科学有效的决策。
怎么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呢？
首先，要学会运用系统论。合理利用系统论是现代商业决策人的必备素质。要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间的关系，统筹兼顾，合理布置。强调系统内外各层次、各要素、各项目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各子系统间的平衡配套，并始终坚持子系统服务于整体的大局。
其次，要学会运用信息论。及时掌握有效的信息是决策者必备的条件。有了信息后，才能从中总结、对比、提炼、选择出那些有用的资料。得到的信息量越多，决策者的成功性就越大。另外，决策者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信息的过时和阻塞现象，加工汇总时更要细致、稳健、准确。
最后，对决策事件本身。因受环境和主、客观等因素影响，对决策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保证决策的可行性，又不至于冒太大风险。由于不同的决策者在信息资料、个人性格、时间费用等环节上的差别，不能对决策者提出过高的目标，只要能做到比较合理或尽量满意就可以了。
李嘉诚指出，现代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决策者，而一个成功的决策者应该有快速、高效的思维和行动能力。作为当今企业的老板，除了睿智和头脑和精深的专业知识外，还得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在关键时刻，应禁忌那种当断不断犹豫不决的决策心态。
另外，决策者并非狭义上的企业领导人，它是一个集体概念。作为一个成功的决策者，他的修养、品行、为人处事会直接影响到决策的成败。如果自己是一个处处关心下属、作风优良的决策者，那么每个下属必会踊跃献计献策，发挥力量。这也是决策成功的重要因素。
股市的三种收购风格
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李嘉诚
人们常说，这个人怎么有个性，那个人怎么有特色。同样，经商也要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不知道这一点，就会步他人后尘。李嘉诚在商海闯荡几十年，南征北战，功勋卓著。在他参与的收购战中有既有失利的痛苦，也有成功的喜悦。不管怎样，“李超人”始终保持着他独到的见解和鲜明的个性。
在香港股市，有三个人的收购风格可谓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他们分别是：包玉刚、刘蛮雄和李嘉诚。下面逐一分析这三个人的做事风格。
包玉刚的收购方式，是典型的财大气粗型。就凭硬件击败对手，他对“敌人”毫不留情。他打的每一战都很重视速度，往往先靠打快攻让敌人来不及防备，最终轻松获胜。
有人说，包船王像三国时的吕奉先，有勇而无谋。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有些收购战，必须得速战速决，稍有迟缓，就可能一败涂地。若与对手打持久战，不论精力还是时间对包氏来说都不很充足。因此，包氏的收购都显得场面宏大、惊心动魄，同时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昂贵。九龙仓之战就是最典型的战例。
再看刘蛮雄，他是个海归派，经受过不少欧美商业基因的同化，尤其是他的华尔街式商业法则，带有西方殖民主义式的血腥风格。
刘氏的收购方式，往往是先瞄准目标，并不轻意出击。他的目标经常会是一些经营下滑、内部矛盾、控股不牢的公司，等一切后续工作准备充足了，他会突然袭击，夺取最后胜利。如果收购成功，就控得了该公司的股权，如若不然，就迫使对方高价赎回自己所控的股权。
所以，刘氏即使收购失败，也会获得丰厚的利益。他每次成功收购一家公司后，都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分拆和集资，搞得小股民们个个头晕眼花，不知所措。
刘蛮雄先前是开办电扇厂的小老板，短短几年内，他的资产便达到100多亿港元，很快便在香港商界站稳了脚跟。他收购公司的手段往往很无理，甚至有些残忍，纯属“恶意”收购行为。
但是，客观来讲，刘氏对香港的证券业还算是个有功之人。正是依靠他最先引进的华尔街的先进技术方法，才使得香港股市的运营可与华尔街相媲美，甚至超出华尔街的水平。继刘氏之后，像他这样的股市收购狙击手在香港出来不少，所以人们对他的议论也逐渐少了很多。
刘氏的行为，曾唤醒过很多沉睡中的巨龙。香港许多大亨发现，只要带上一批现金进入股市，无须辛苦劳作，便可颐养天年，万世无忧了。
最后看李嘉诚，他与刘氏的收购方式恰恰相反，李氏的收购方式属温和派。他每打算要收购一个企业时，都要与对方沟通、协商、谈判，并力求以和为贵，尽可能在桌面上解决问题。若对方不同意，他也绝不强人所难。
李嘉诚很有谋略，他往往能以少胜多、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最经典的战例莫过于收购港灯一战了，他从设想到付诸行动直至控有港灯，历经几年。最后，还是西门?凯撒克主动上门，真正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收购和黄一役，更是李嘉诚收购战中的精彩片段，其心术、智慧、胆识全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他巧借汇丰之力，不显山，不露水。收购了比长实大10倍的庞然大物，堪称是商界传奇。
李嘉诚的收购，从不意气用事，没有非达到目的方可罢休的心理。因为他明白，越是这样，越容易急躁，而犯错率就会越高。即使收购过程中遇到困难，他也能冷静应对，权衡利弊后做出果断决策，如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这种态度。
李嘉诚收购每一个公司，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连对手都常常叹为观止，连连叫好。即使收购成功，也不像刘氏一样进行一系列的改组、重建之类的举动，他总是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企业建构模式和管理制度，尽可能地照顾一些小股东的利益。对于股权等重大问题，他总要求各股东发表意见，全体通过方可执行。即使收购失败，他也绝不用所持股权来要挟对方高价赎购。
李嘉诚虽然收购了许多公司，但他名声很好。从来没有任何公司担心“超人”会恶意收购。对李嘉诚来说，信誉犹如财富，甚至于生命。生意场上只要信守诺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日后必有回报。如果为做一件事而不择手段，即使成功也毁誉参半，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股市强人：当所有人都冲进去的时候赶紧出来
要永远相信：当所有人都冲进去的时候赶紧出来，所有人都不玩了再冲进去。
——李嘉诚江南春拜访李嘉诚，李嘉诚如是说，2006
尽量挤出时间使自己得到良好的休息。只有得到良好的休息，才会有充沛、旺盛的精力去面对突如其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如果我连一股长实股票都没有，若你是股东，相信都会选我做集团主席。
假如我持有一家公司一些股票，但感到我无法在友善环境下增加股权，在双方谅解的情况下，我便会卖出我的股权图利。
精明的商人只有嗅觉敏锐才能将商业情报作用发挥到极致，那种感觉迟钝、闭门自锁的公司老板常常会无所作为。
在一个有危机感的时代，我们更加要冷静、和谐。
我们长江要生存，就得要竞争；要竞争，就必须有好的质量。只有保证质量，才能保证信誉，才能保证长江的发展壮大。
股市杠杆，以小搏大
精明的商人只有嗅觉敏锐才能将商业情报作用发挥到极致，那种感觉迟钝、闭门自锁的公司老板常常会无所作为。
——李嘉诚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香港财经发言人曹仁超时有过这么一段话：
《21世纪经济报道》：假设让你重新选择一次，年轻的时候你是否还会选择投资分析？或是像李超人李嘉诚那样做实业？
曹仁超：……李嘉诚做实业之外也做股票，只是我不能告诉你们。
李嘉诚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长江的成长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以小搏大，层层控股的历史。
李嘉诚在股市的作风，一如他在地产一样，“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1973年，由于股民盲目入市投机，恒生指数攀升到脱离实际高位，股市一泻千里。恒生指数由历史新高1774.96点迅速滑落到1974年12月10日最低点150点的水平。1975年3月，股市形势好转，开始缓慢回升。在这次股灾中，投资者普遍受到巨大损失，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
就在这个时期，敏锐的李嘉诚看到了股市的升值潜力，他带领长实发行了2000万新股，依据当时市价，每股作价3.4元。同时，李嘉诚宣布两年之内长实不获得任何股息。这样的好事既让每个股东欢天喜地，又为自己赢得了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实利，大大超过了当年牺牲的股息。这就是“低进”。
1985年，香港怡和洋行为了减轻置地公司的负债，不得不断其一指——出售港灯减债。其首选的买家，自然是李嘉诚，只有他出得起理想的价格。但李嘉诚却不做出任何表示，欲擒故纵一年前就想收购港灯，使怡和大班如坠五里雾中。结果怡和大班按捺不住，主动向李嘉诚抛去绣球。李嘉诚以比前一天收盘价低1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6％的股权。仅此一项，就为和黄股东节省了4.5亿港元。
在这里李嘉诚就是抓住卖家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欲擒故纵。6个月后，港灯市价回升，涨到8.2港元/股。李嘉诚出售港灯一成股权套现，结果获益2.8亿港元。这就是低进高出，两头赚钱。
在李嘉诚的商战中，“人弃我取，低进高出”的事例举不胜举，他是股海的弄潮儿。李嘉诚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正确预测到股市未来的走势。
也许你会觉得这很神奇，很难掌控，其实不然。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经济因素有直接关系，粗略看来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云“工夫在诗外”。要研究这一规律，那么你就要每时每刻都关注整个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时势变化。李嘉诚之所以能够把时机掌握得那么准，就是因为他不时关注整个国际时势的结果。一些普通的股民坐井观天，眼睛只盯着股价变化表，对大势的变化漠不关心。这样，表象、假象就会很容易迷惑他们，时有被套住之虞，就算哪一天很有收获，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每每李嘉诚都能成为股市和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呢？有人说这没有什么秘诀，只不过因为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罢了。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只有他自己明白其中含有多少侥幸成分，所以，也只有李嘉诚自己心里清楚，他的惊人之举含有多少赌博成分。如果一定要说李嘉诚的行为是赌博行为，那也未尝不可，毕竟他的行为是带有冒险性的。但是，李嘉诚的赌博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他对形势的密切关注和精确的分析。即使是冒险，也绝不是盲目的冒险。
那么，李嘉诚是怎么判断的呢？李嘉诚认为，不管是什么产业，都有它自己的高潮与低谷。遇到低谷时，大部分企业都会选择放弃，有的是因为老板的鼠目寸光而放弃，有的是因为资金出现问题而必须放弃等。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就要静下心来认真分析一下：这个产业真的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吗？这个产业还会有高潮来临的那一天吗？
如果在你精确的分析下，您觉得这个产业仍处在向前发展的阶段，只是因为某些客观的因素导致其处于低潮，就应选择在“别人放弃的时候出手”了。在这个时候出手，你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从而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
做生意当然是有风险的，不可能十拿十稳，多多少少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有一些商人，自己只要有五成胜算就足够了；而有一些商人，对他们来说没有八成以上胜算就不敢采取行动。
如果在没有出现意外的情况下，风险与利益是成正比的。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行事以稳妥为准则，却难求快速成长。但如果你比别人分析得更准确，在别人算到不足五成胜算，而你却算到有六七成甚至更高把握时，你不想发财都很难了。李嘉诚正是靠着这种机会快速发展的。当然，这与他的分析判断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大集资
对于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能够做到。
——李嘉诚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很是兴旺，恒指连年攀升。到1987年，股市更是火暴，由开年的2800点直线升到历史高峰的3950点。牛气冲天，这个时候不售股集资，待到何时？在股市中，狂升后面往往就是下跌。李嘉诚预计股市将会崩溃，但不太可能发生在年前。
于是，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长实系四家公司——长实、和黄、嘉宏、港灯合计集资103亿港元。这是香港证券有史以来最大一次集资行动，对市场影响极大，引起全港轰动。李嘉诚亲自向与会记者及证券界讲述这次供股计划。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李嘉诚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让台下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这次香港证券史上最庞大的集资计划，长实承担约为一半的金额，其他的由包销商及股东负责。其具体办法是：按当日股市价格二成折让，长实以十供一的形式，每股供价10.4元，集资20.78亿元；和黄以八供一的形式，每股供价11.2元，集资37.53亿元；嘉宏以五供一的形式，每股供价4.3元，集资27.78亿元；港灯以五供一的形式，每股供价8元，集资24.18亿元。
这次供股计划采用了“连锁包销”的方式，即大股东或控股公司除了按所持股权接纳供股外，还会再包销一部分新股，使得他们承担其中一半的包销责任。长实系发行的新股，将由五家证券经纪公司包销，向公众发售。他们分别是万国宝通国际、获多利、新鸿基、加拿大伯东融资及百利达亚洲。如果一切顺利，所有股东接纳供股，长实系公司在市场所吸纳的资金将高达65.06亿元。
但是，1987年，华尔街大股灾突如其来，事发前并无明显兆头。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狂泻508点，造成香港股市恒指暴跌420多点。10月20日早上，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4天。四天后，香港股市崩溃，恒指下跌1121点。当初所拟定的供股价高出市价30％以上。按照包销计划，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承担一半供股责任，共计50亿元外，其余的由上述五家包销商及数百个分包销商共同承担，为15.06亿元。
这个数字对于香港这五家包销商来说，本没有太大难度。但是此时市况不景气，各信托基金的经营非常艰苦，如果要这五家包销商承担太多的供股额，唯一的办法就是按其股份抛售套现，这将对市场构成强大的压力。因此，外界人士都认为长实系应该取消供股计划，以缓和甚至消除市场压力。
为此，获多利连同多家金融机构上门游说李嘉诚，想让其取消集资计划，但都失败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只要站在长实系的立场上，取消供股计划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因为长实、和黄、嘉宏、港灯，他们都是香港的大财团，一向以信誉为重。李嘉诚一旦取消集资计划，就意味着在别人眼里，长实系终于要顶不住市况逆转带来的冲击而低头了，会给人留下话柄。
再说，李嘉诚在还没有宣布供股计划前，就对未来的发展大计做了周密部署。如果取消集资计划，那么那些发展大计将会胎死腹中。对于进取心强烈的长实系来说，这样的结果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另外，五大包销商又与一百多个分包销商签订合同，彼此都有明文规定的条款。况且，这五家包销商在香港都是名气很旺的大银行和财务公司，对他们来说，长实系是他们的老主顾，是他们的财神爷，所以，在游说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他们宁愿艰苦地挨过这次难关，也不愿意贸然开罪自己的财神爷。他们放弃了取消集资计划的请求。
李嘉诚一直以来都是个说到做到、一承诺就兑现的人。当有记者问：“这次股市大跌，集资计划是否会有改变或暂时取消？”李嘉诚指出：“这次集资，其中50％是由我认购包销的，和其余包销商的正式合同尚未签署，如果要暂时取消在法律上是可以的。但我不想给人批评为不守信用，因为股价跌落就取消包销，以避免损失，所以我个人承担的责任一定照数兑现。……我希望维持长实系的合理股价，老实说，原因之一，也是在求巩固长实系各公司的信誉。”
实际上，按协议规定，长实一半的新股由李嘉诚本人包销，共计现金10.385l亿元。仅是包销长实新股数，李嘉诚的账面损失就达3.5亿元。但李嘉诚没有因个人的利益得失而选择失信于人。在他的努力下，长实系四家公司百亿集资计划按期进行。
1987年度长江实业除税后之综合纯利为15.89亿港元，和1986年相比，增加了23％1986年为12.829亿。因此，在1988年元旦聚餐会上，李嘉诚满怀自豪地说：“在过去两个月来，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波动，但我们公司和联营公司，整个集团都做得很好，以智慧和辛勤争取得来的业绩，比去年更为有利，更为稳定。1987年的纯利，有一个良好的数字，而集团的一切，前途都是非常美好的。”
投资家与投机家
当生意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绝不可有贪心，更不能贪得无厌。
——李嘉诚
1987年，大盘崩溃，当时长实系约占香港总市值15％的上市股票，下跌3成。依常规，这正是长实向社会廉价收购本系散股的好时机。当然，李嘉诚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10月23日，李嘉诚向香港证监会提出了一个“稳定股市”的方案：用15～20亿港元收回长实系在市面上的散股，以便“协助本港股市的稳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接纳了李嘉诚的“救市建议”。但规定，李嘉诚所购入最高限额之股份，必须在一年内以配售方式出售；同时购入股份时必须每日公布详情。这意味着，若在一年限期内，股价继续下跌，李嘉诚收购的股票必蚀本。
一般来说，股灾之后，必有两至三年的低迷。结果大出人意料之外，1987年年底香港股市就开始回扬上冲，到1988年4月14日，恒指收市报2684点，和1987年年初相差无几。结果，李嘉诚未蚀本，反而赚取了一点小头。
李嘉诚不仅是股市上的高手，也是投资债券的高手。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高一点的利息，而不能参与分享公司红利。但李嘉诚认为，投资债券与股票相比，风险不知要小多少倍，同时，两条腿走路，游刃余地更大，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和扩张。
李嘉诚购买债券的一大特色是购买可转化为股票的债券，这种债券有1～3年的期限，若认定该公司业务有可靠的增长，可以用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从而获取更大收益。若不看好该公司的未来，也可在债券期限界满内，连本息套回。所以这种债券不仅风险小，还比较灵活，能转换为股票。可以说这种债券是将债券和股票的优势合二为—，较为稳健。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加上另外购买了爱美高、熊谷组等13家公司的可兑换债券，总额高达25亿港元。结果是胡应湘的合和债券表现十分出色。李嘉诚抓住机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使其价值大幅度上升，由当初价值5亿升值到3年后的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当然，李嘉诚购入的其他可转换债券，获得的利益也不差。
幸运成全不了股市常胜将军，李嘉诚之所以能成为股市强人，靠的还是他是一个投资家。因此，他在每一次股灾之中都能够安然度过，而不至于翻船落水。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马世民在会见《财富》记者时说：“李嘉诚是一位最纯粹的投资家，是一位买进东西最终是要把它卖出去的投资家。”
马世民的话，揭示了李嘉诚在商场上的角色优势——这种优势，或许很多人都明白，但在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下，许多人都不愿做这种角色，而宁可做投机家。
投资家与投机家的区别就是，投资家对一家股票的着眼点是看它是否有潜质，通常作为长线投资，既可趁高抛出，又可坐享常年红利。虽然获得的股息不怎么高，但持久稳定；投机家一般只会作短线投资，借暴涨暴跌之势，大炒一把，牟取暴利，运气好就会一夜暴富，运气不好就是一朝破产。
一个纯粹的投资家要具备以下素质：不过分地执于某一项业务，不要被一项业务套牢，尽管这个业务的前景十分诱人。李嘉诚常说：“不要与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
对一个聪明的商人来说，他看到的应该是：只有赢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业务。不管什么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衰落就是它的归属。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把它抱在怀里，不肯松手，那么你必将随着这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骑牛上市，借熊退市
对我自己来说，股东相信我，我能为股东赚钱则是应该的。
——李嘉诚
按证券条例中的规定，公司上市必须拨出25％以上的股份挂牌向公众发售，也就是说一家家族性的上市公司，其实质仍然是公众公司。
在商场上有“进取”和“淡出”两种说法。所谓“进取”主要包括公司上市、收购公司以及供股集资。而将公司私有化，取消其挂牌的上市地位，即是“淡出”。这里所说的“私有化”是一个专门名词，是指改变原上市公司的公众性质，使之成为一家私有公司。
其实“淡出”也就是收购，即大股东向小股东收购该公司的股票，使其成为大股东的全资公司。只不过取消挂牌后的私有公司，不能再从社会集资，也不再具有以小搏大、以少控多的优势。
在李嘉诚的一生中，共有三次将公司私有化。这三次分别是收购国际城市、青洲英泥和嘉宏国际。为什么李嘉诚要将自己麾下的公司私有化呢？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李嘉诚考虑到自己所控的长实系集团够庞大了，仅以长实、和黄和港灯三家巨型公司的规模而言，获得浩大的集资计划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将部分公司私有化，并不影响长实日后的集资扩张。其次，私有化的公司，将恢复不受众股东和证监会制约监督的优势，因而有利于保存商业机密。
当然，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
在商场上有这样一句话——骑牛上市，借熊退市。这是大多数股票投资者奉行的法则。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要真正掐准时机并非那么简单。而显示出大度，以小股东的利益为重，就更不容易了。而李嘉诚在实行私有化公司时，却做到了这两点，再一次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魅力。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草签后，香港投资一片光明，股市开始上扬。然而李嘉诚却在1985年10月宣布将国际城市有限公司私有化，以1.1港元/股收购小股东手中的股票，这个价格比市价高出一成。该收购价与该公司上市时的发售价相比，仅高出0.1元。小股东当然非常高兴，纷纷接受收购。
李嘉诚这次提出私有化，正在牛市之时，所以付出了较高的收购价格。圈中人说：“超人是人不是神，玩股老手李嘉诚，第一次私有化便走眼。”对此说法，李嘉诚说，我们也想借熊退市，但趁淡市以太低的价钱收购，对小股东来说不公平。
1988年10月，长江实业宣布将青洲英泥私有化。长实控有青洲英泥44.6％股权。在收购过程中，长实以20元/股的价格进行全面收购，此价格比市价高出2.3港元，自然让小股东们笑逐颜开。收购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到12月30日收购截止期，长实已控制了青洲英泥95%的股票，从而可以通过强制收购完成该公司的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