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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心乱如麻，在过道里转了一圈，待心情平静下来，走进一间诊疗室，里面坐着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女大夫。父亲问她：“你认识我吗？”女大夫说不认识。父亲说，“这里的办公桌我都用过。”女大夫睁大眼睛，“您是姚大夫吧？”父亲也感到惊讶，“你怎么知道我？”女大夫说：“下乡时常听老百姓念叨，说您治疗腰腿病有绝招儿。”父亲说没那么神，又问，“怎么就你一人坐诊？”女大夫说：“他们下乡了，您也知道，都在家里守着，病人就让村医争走了，没办法，只好把医药送到老百姓家里去喽。”女大夫话里自嘲的意味很浓。
父亲转身要走，女大夫叫住他，“姚大夫，您就别去药房了，那两小丫头上班时间不长，别再把她们吓出个好歹来！”父亲点点头，从诊室出来时一脸的凝重，看见药房门关得很严实，售药窗口也用一本杂志挡住了。上方被砸的窗玻璃，用一张报纸糊住，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父亲只看一会儿墙上的药品价格公示和文明服务用语，就去了后院。
卫生院最早只有三间房，四个人，后来中央有个号召，让把卫生工作的重点往农村放。打哪以后，这里的技术力量加强了，还盖了两排业务用房。当时来姚村卫生院工作的有几个城里人，都是大学生，其中有两个擅长外科和妇科手术，而爷爷又痴迷中医中药，三里五村小有名气，这三个人被上级领导誉为卫生战线上的三驾马车。后来这三驾马车，一个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一个在多年之后调回省城，只剩下爷爷一人在这里“驾辕”，直到退休。
在父亲的记忆里，爷爷时常领着职工上山采药。山上的野生药材多，柴胡、桔梗、苍术什么的，采回来自己加工炮制，不仅省钱，药力也强。那时爷爷提出一个口号叫自力更生，勤俭建院。他说甭管科学咋进步，勤俭节约都没错。此外他还要求职工经常下乡，也就是把医和药送到百姓家里去。爷爷要求职工业务水平不仅过硬，对待患者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卫生院的业务用房，是他们省吃俭用盖起来的，连厕所都是！现在，父亲眼前的这两排房子，俨然疲于奔命自顾不暇的老人，衰老颓败得快要倒下了。父亲咬着下唇，眼泪就流出来了。
这时母亲喊父亲，说蔡局长要走了，过来送送！
父亲擦拭眼角的泪痕走过来。
蔡局长说：“我得感谢你们夫妻俩通情达理，没给卫生院出什么难题。”
父亲避开蔡局长的话题，说这房子该翻盖了。蔡局长说土木施工不可擅动，别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父亲留蔡局长吃午饭，蔡局长说局里还有好多事，等开追悼会时还来呢。
送走蔡局长，刘院长跟父亲说：“你能不能原谅我呀？老院长的补贴工资和处方提成，我都给准备出来了，你要是不介意，我给你送家去？”
父亲说：“人都没了，要钱还有用吗？”
爷爷出殡是在三天后，卫生局组织全县卫生单位的一把手，用一台大客车拉到姚村给爷爷开追悼会。蔡局长亲自主持，做为爷爷生前所在单位的领导，刘院长致了悼词。
刘院长那天念了两份稿子。第一份是卫生局办公室拟的，内容客观真实地总结了爷爷的一生，对他献身农村卫生事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是纯粹的对一个高尚灵魂的哀思。第二份是刘院长自己写的，不是悼念文体，听内容更像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当时现场人很多，刘院长有些紧张，念完第一份悼词连个过渡都没有，就开始念他自己准备的那份稿子。等念完了才跟大家说：“这两天我的心情很不平静，特别不好受，我在想，老院长不仅是我院的精神财富，他也是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我不知道他死的时候，心里产生的是爱还是恨，我真的不知道，也不敢去想，我真诚地希望老院长能够原谅我们。”
父亲听了这些话心理显得很矛盾，他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情绪。要说他打心眼里理解和宽恕了刘院长，好像也不对，不过，原来的抱怨和气愤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就像季节变化得很快，不容人有所准备便匆忙地穿上了换季衣服。
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又连着去了几次单位，是跟几名职工聊天。职工们跟父亲说他们的工作情况，其实就是发牢骚：没有病人就赚不到钱；涨工资也是白涨还要多交不少养老保险金；跟那些当老师的一比，我们当医生的就不是人，等等。这些比较现实的烦恼事，给父亲听得头都大了。刘院长可能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听不进职工发牢骚，就说：“你们说的都是事实，可我就是不爱听，你们别把啥事都看得一团黑，我预测，用不了多久，我们卫生院的春天就会到来了。”
刘院长的话很像山那边放爆竹——听得见声，见不到影。父亲却感受到职工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期待，就鼓励说：“刘院长说的没错，不过我们也不能光等着政府救济，我们是搞业务的，要让患者信任咱们，必须得有真本事，有了真本事，还愁没有收入吗？”职工们听了这话又都抱怨，“老中医少木匠，我们这么大点岁数，要熬到啥时才能熬出头呀？”
“姚大夫，您回来吧，把治疗腰腿病的绝招教教我们，这种病人多着呢，我们都没啥好办法。”
马上就有职工回敬：
“别想美事了你，姚大夫好不容易离开这个鬼地方，能回来吗？”
父亲很受感动，想到给爷爷守灵时那个短暂的梦境，就想自己有这么重要吗？
给爷爷烧头七纸的这天晚上，除了村里的乡亲，刘院长领着药房的那两调剂也往坟地的方向走。父亲迎过去，问：“这是我们家事，你们来干啥？”刘院长指着那两调剂说：“咱们是老院长的儿子，她们就是孙女。”父亲已经认识那两调剂了，岁数确实不大，超不过二十三、四岁，给爷爷做孙女绰绰有余。但父亲觉得这样做不妥，就说：“这节骨眼上，你让她们给老院长烧纸，她们会以为自己是罪人，自尊心受得了吗？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呢！”刘院长小声骂，一根筋的东西，真是气死人了！
父亲说：“制度是你定的，她们也有难处不是！”
刘院长说：“通过这件事，也让她们长长记性，啥叫灵活掌握政策。”
父亲说：“算了，你也回去吧！”
刘院长说：“要不让她们回去，我当个代表，给老院长烧几张纸吧。”
按计划，处理完爷爷的丧事谁也不能耽搁，母亲矿上事多，姚瑶正进行高考前复习，父亲还要打理他的诊所，都得赶紧往回返。父亲却改变了主意，让母亲跟姚瑶先走，他等烧完爷爷的头七纸再回去。母亲不同意，“不就是个头七纸吗，让三叔三婶给烧了也行啊！”父亲一反常态，居然敢跟母亲顶嘴，“我的事你别管！”在老家人面前，母亲让步了。
母亲不知道父亲的真实想法，仅仅是为了尽孝吗？她有些怀疑。不是怀疑父亲尽孝是否诚心，是觉得他这个“孝”，没必要非得在几天的等待中去体现，有必要吗？母亲隐约感到父亲要出什么事，回来时问我二叔，“你哥不会跟刘院长打架吧？”
我二叔说：“不会，我哥在老家的声望，虽说比不上我二大爷，不过没什么坏心眼，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母亲气咻咻地说：“我能把你哥想象成啥人呀？担心嘛，讨厌！你们哥们都讨厌！”